刘穆之百科介绍

　　

简介

　　刘穆之

　　［南朝·宋］（？至四一七），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尝于武帝坐与龄石并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裁有闲暇，手自写书，寻览篇章，校定贲籍。其书闲雅，高从绝尘。《南史传、述书赋》

助刘裕成大事业

根本无托，决意东还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十分顺利，只一年时间，汉魏以来的名都——洛阳和长安，都被东晋打下了。后秦主姚弘，被俘后送到了建康（今南京市）。自公元316年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以来，关中人民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余年了。收复洛阳和长安后，刘裕本可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朝疆域。可是在此大好形势下，他却下令停止北伐，留下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返回建康。对刘裕这种虎头蛇尾的举动，三秦父老十分失望和不解，纷纷责问他“舍此欲何之乎！”有人说刘裕“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就是说刘裕之所以宁愿功亏一篑而匆匆南归，是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要知道，刘裕回到建康以后，并没有马上黄袍加身做皇帝，他真正篡晋自立，是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的六月，那是将近三年之后的事情了。既然如此，刘裕匆匆南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辛未，刘穆之卒，太尉裕闻之，惊恸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卷一百一十八）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刘裕当初是打算留在长安，继续征服西北的，后来突然改变主意，原因有二：一是东晋的各位将领因长期征战在外，思念故土，大多数不愿再留；二是留守建康的刘穆之在这年的十一月初三病死，鉴于朝中没有可以托付大事的人，刘裕怕有人会趁机 * ，才急忙赶回建康。《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显然更合情合理，也更符合事实，因而是可信的。

好人散去，国家遭殃

　　刘穆之是什么人？他的死不但影响了东晋这次北伐的进程，而且改变了一段历史的写法，这个被刘裕寄予心腹之任的刘穆之，肯定不是平常之人。

　　事实的确如此。刘穆之当时的身份虽然是左仆射、前将军、丹阳尹并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但他的真正身份其实只是刘裕的心腹秘书而已。刘裕西征北伐，都让刘穆之留守京城，以免后院起火。刘穆之死后，刘裕犹如失去了依靠和主心骨，常常叹息着说：“刘穆之如果不死，一定能帮助我治理天下。真可谓是‘好人散去，国家遭殃！’”又说：“刘穆之死后，别人从此都会轻视我！”由此可知刘穆之在刘裕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他对刘穆之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刘穆之担任刘裕的秘书，说来也是很偶然的。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北府兵将领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等二十七人率众起兵，讨伐桓玄。初克建康后，刘裕对何无忌说：“现在急需一个主簿的人选，你看怎么能得到？”何无忌说：“没有比刘道民更合适的。”（刘道民是刘穆之的别名）。刘裕说：“我也认识他。”便马上派信使骑快马去请他来任职。刘穆之曾任琅邪府主簿，此时赋闲在家。这天，他听到京口方向人声鼎沸，于是一大早就起来，到路边打听张望，正好和前来的信使相遇。在此之前，刘穆之曾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和刘裕在大海中泛舟，忽遇大风，眼看大船就要倾覆，却见船的左右有两条白龙护卫着。不久航行到一座山前，此山山峰耸翠，林木茂密，刘穆之十分高兴。现在，刘穆之接过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两眼直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呆立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返身回家，把一件布衣服撕破，改作裤子，跟信使一道去见刘裕。刘裕说：“我们刚刚举起大旗，发动这场符合道义的事变，一切从头开始，困难很多，非常急迫地需要一个在军队中负责文秘工作的人才，你说谁最适合做这种工作？”刘穆之说；“您的军府刚开始建立，所用的文官必须具有真才实学才行，在这种紧张仓促的情况之下，恐怕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刘裕高兴地说；“你能屈尊亲自担当这个职务，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于是当即任命刘穆之为主簿。

　　就是这么一对原来并无深知深交的人，一旦走到一起，却像前辈子有缘似的，很快就建立起了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刘裕初入建康时，对那些重大事情的处理和安排，全部交给刘穆之，使那些仓猝间应办的公务马上办理完毕，没有不恰到好处的。刘裕于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大小事情全都询问他的意见。刘穆之也是竭尽忠诚、极力筹措，没有任何遗漏和保留。当时晋朝的政令宽泛废驰，纲法纪律都没有建立起来，豪门大族凌傲放纵，普通百姓却异常贫困穷苦。桓玄篡权后，接下来的是东晋朝廷留下来的烂摊子，桓玄虽然曾经打算进行整顿，却因各种规章的分类条目过于繁琐细密，百姓无所适从。刘穆之仔细研究了当时的情况，按照轻重缓急进行清理矫正。刘裕也能以身作则，以威行严法进行管束，使朝廷内外的文武百官都能小心谨慎地奉行职守，不满十天，官风民俗顿时大为改观。总之，在刘穆之的操持下，百废俱兴，朝廷内外很快出现了少有的振兴气象，这一切更使刘裕众望所归。

　　刘穆之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干之人。他在内总管府中事务，在外供应军旅的给养，遇事当机立断，处理问题快如流水，一切事情没有堆积迟滞的。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他这里，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内内外外，咨询禀报，各种材料堆满了办公室。刘穆之竟然能够眼睛看着文件内容，手写答复信件，耳朵听属下的汇报，嘴里当场答复，他同时进行这四种工作，互相之间又不混淆错乱，一切应酬自如，全都处理得当。他又喜欢宾客来往，说笑谈天，从早到晚，毫无倦意。偶有闲暇时间，他便亲自抄书，参阅古籍，校订错误。

赤胆忠心，毫无保留

　　作为刘裕的秘书和心腹，刘穆之对刘裕可以说赤胆忠心，毫无保留。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州）、扬（州）为根本。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桓玄的司徒王谧与众人商议，准备推举刘裕统辖扬州。刘裕刚起事，不想太张扬，坚决辞谢，于是任命王谧为扬州刺史。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王谧去世，刘毅等人不希望刘裕进入朝中辅佐政事，因而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也有人打算让刘裕在丹徒兼管扬州，而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孟昶管理。朝廷特意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两个方案，前去征求刘裕的意见。皮沈首先拜见了刘穆之，把朝廷讨论的情形全部告诉了他。刘穆之假装起身上厕所，秘密地写了一张条子给刘裕：“皮沈说的话，千万不要同意。”刘裕召见皮沈后，暂时先让他出去，又把刘穆之叫进去询问。刘穆之说：“晋朝对朝政失去控制，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上天的福命已经转移。您兴复皇家的事业，功高德勋，地位重要，在今天的形势之下，怎么还能一味谦让，而永远去做一个老守藩地的地方将领呢？刘毅、孟昶几个人，与您都是从普通百姓开始起家的，当年一起倡导大义，争取富贵。但举事的时候，有先有后，所以推举您做了盟主，但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服从您的。所以，当他们的力量和您相当，地位也差不多的时候，终究是要互相吞并和排挤的。杨州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根本所在，决不可以再把它拱手让给别人。上一次把它交给王谧，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权宜之计，这次如果再把它交给别人，可就要受到别人的制约。权柄一旦丧失，再想得到，便没有理由和机会了，那样一来，将来的危险，实在无法想象。现在朝廷这样商议，您理应表明一下态度，作出回答。但是如果说只有我自己合适，又未免难于启齿，所以只有这样说：‘中央地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辅佐君王的宰相一级官员，地位非常重要。选定这样的官员既然如此重大，便决不可以在外地随便发几声空议论敷衍，最近我打算抽时间前往京都，再与你们一起充分地交换意见。’您到了都城，他们一定不敢越过您再把这官职交给别的人。”刘裕听从了他的话。朝廷于是征召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他原来的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仍然兼任。

　　刘穆之对刘裕推心置腹，不但在大事上当参谋、出主意，而且把自己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如实向刘裕汇报，史称“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刘穆之“又爱好宾游，坐客恒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昵短长，皆陈奏无隐。”也就是通过和宾客来往谈天说笑中了解情况，打听消息，并且有意布下耳目，探访民意，然后告诉刘裕，以便他及时掌握新情况和新动态。对刘穆之的这种不是很光明正大的做法，有人很看不惯，对此刘穆之非常清楚，他不以为然地说：“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刘裕对刘穆之自然越加信任。和刘裕一道起兵的刘毅想离间刘裕和刘穆之的关系，经常对刘裕说刘穆之权太重，刘裕反而越加信任刘穆之。

　　正因为刘穆之对刘裕如此推心置腹，所以刘裕对他的话都能听得进。刘裕因是寒门出身，在年轻的时候自然没有念过什么书，是个文盲半文盲。后来在工作中他虽然慢慢认识了一些字，可以写些简短的命令和文告，但他的字写得极差，和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很不相配。刘穆之便对他说：“此虽小事，然宣布四远，愿公小复留意。”当时军政十分繁忙，加之刘裕生性不喜读书习字，自然不可能按刘穆之的建议去做。刘穆之于是又对他说：“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势也美。”（“您既然没有时间练字，那就把字写大一些，字写得越大越好。字写得大，不但能够藏拙，而且有气势。”）刘裕觉得这个意见可行，便采纳了。从此后他写手谕文告，一张纸顶多只写六七个字，这可能是当时最大字号的文告了。

　　刘穆之劝刘裕写大字藏拙，当然是为了维护刘裕的尊严和面子。因为在当时，那些出身大族的人，对出身寒微的人打心眼里瞧不起，哪怕你身为帝王将相，如果不是士大夫出身，他们也是看你不起的。出身士族的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而寒人却没有文化，所以寒人出身的人经常受到士大夫的讥弄和嘲笑。刘裕的字写得难看，当他的面可能没有谁敢挖苦讥笑，但背后人们肯定有所议论，作为他的秘书，刘穆之婉言相劝，要他留意把字写好，自然是一番好意。正因如此，刘裕才采纳了他的建议。

　　连自己的缺点，刘穆之也不想对刘裕隐瞒。刘穆之也是寒门出身，没有门户可以依傍。在得志之前，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但他的性格奢放豪迈，跟上刘裕后，身份地位提高了，条件改善了，于是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一大早便经常准备十个人左右的饭食，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进餐。他曾经对刘裕说：“我刘穆之的家庭出身本来贫穷微贱，维持生计都很艰难。自从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来，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仍然稍微显得过于丰厚了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儿是对不起您的了。”

　　从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出任刘裕的主簿，到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十一月去世，刘穆之与刘裕共事虽然不到十三年时间，但对刘裕和刘穆之来说，却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为辉煌的阶段。在这十几年时间里，刘裕南征北伐，打下了刘宋一朝的基业，最后成了新王朝的创立者；在此期间，刘穆之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了刘裕的事业，是刘裕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刘裕称他“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宋书》的作者沈约说他是“一代宗臣”。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即帝位后，即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谥文宣公。

对刘穆之的评价

刘穆之的梦

　　刘穆之常渡扬子江宿，梦合两船为舫，上施华盖，仪饰甚盛，以升天。既晓，有一姥问曰：“君昨夜有佳梦否？”穆之乃具说之，姥曰：“君必位居端揆。”言讫不见。后官至仆射丹阳尹，以元功也。（出《异苑》）

　　穆之又梦，有人称刘镇军相迎。旦占之：“吾死矣，今岂有刘镇军耶？”后宋武帝遣人迎，共定大业。武帝时为镇军将军。（出《续异记》）

　　刘穆之曾在扬子江的船上过夜。一天晚上，他梦见两只船合拼成一只大游舫，上头盖着华丽的篷子，装饰得十分讲究，这游舫刚刚升天，天就亮了。这时，有一位老妇人问他说：“你昨天夜里是不是作了个美梦？”刘穆之以实相告。老妇人笑着说：“你一定能够当上宰相。”老妇人说完就不见了。后来，刘穆之果然位居仆射和丹阳尹等要职，真是功德圆满呵。

　　刘穆之又作了一个梦，梦见有人称呼他刘镇军，并笑脸相迎。早晨，他占了一卦后说：“我就要死了！这里哪有什么刘镇军呢？”后来，宋武帝派人来迎他进宫，与他共商国家大事。不久，他真的被封为镇军将军。

刘穆之的死

　　不择主而仕，把一生的精力都奉献给奸诈之主，到末了，主子有野心，因劝谏惹恼主子，失欢郁闷。恐惧而死的人，刘穆之是一个，三国上的荀彧是一个。

　　打天下靠武力，治理天下则要靠文，刘穆之是刘寄奴的著名文官，是刘寄奴的心腹，内总朝政，外供军需，决断如流，事无壅滞。属吏抱案牍入白，盈阶满室，谈答无倦容，经刘穆之耳听目览，手批口酬，不数日即便了请，平时喜交名士，座上常满，刘寄奴始终委任不疑，每届出师，无论国事家事，系数委任，刘穆之都极尽心力，勉图报效。

　　到后来刘寄奴的野心越来越明显，刘穆之有点不积极了，有一次，皇上向刘寄奴下九锡诏，这件事是表明刘寄奴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力，尽管刘穆之没有积极参与，可人家办成了，这是刘寄奴篡位的第一步，刘寄奴派人去请刘穆之喝酒，这本身是对刘穆之的讽刺，刘穆之不仅惭愧和恐惧，因此郁闷成疾而死。

宋书里对刘穆之的介绍

宋书原文

　　宋书 列传第二 刘穆之 王弘

　　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莒之东莞人，汉齐悼惠王肥后也，世居京口。少好《书》、《传》，博览多通，为济阳江敳所知。敳为建武将军、琅邪内史，以为府主簿。

　　初，穆之尝梦与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风，惊惧。俯视船下，见有二白龙夹舫。既而至一山，峰崿耸秀，林树繁密，意甚悦之。及高祖克京城，问何无忌曰：“急须一府主簿，何由得之？”无忌曰：“无过刘道民。”高祖曰：“吾亦识之。”即驰信召焉。时穆之闻京城有叫噪之声，晨起出陌头，属与信会。穆之直视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坏布裳为绔，往见高祖。高祖谓之曰：“我始举大义，方造艰难，须一军吏甚急，卿谓谁堪其选？”穆之曰：“贵府始建，军吏实须其才，仓卒之际，当略无见逾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济矣。”即于坐受署。

　　从平京邑，高祖始至，诸大处分，皆仓卒立定，并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动止咨焉；穆之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时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重以司马元显政令违舛，桓玄科条繁密。穆之斟酌时宜，随方矫正，不盈旬日，风俗顿改。迁尚书祠部郎，复为府主簿，记室录事参军，领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华县五等子。

　　义熙三年，扬州刺史王谧薨。高祖次应入辅，刘毅等不欲高祖入，议以中领军谢混为扬州。或欲令高祖于丹徒领州，以内事付尚书仆射孟昶。遣尚书右丞皮沈以二议咨高祖。沈先见穆之，具说朝议。穆之伪起如厕，即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从。”高祖既见沈，且令出外，呼穆之问曰：“卿云沈言不可从，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晋朝失政，非复一日，加以桓玄篡夺，天命已移。公兴复皇祚，勋高万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勋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势，岂得居谦自弱，遂为守籓之将邪？刘、孟诸公，与公俱起布衣，共立大义，本欲匡主成勋，以取富贵耳。事有前后，故一时推功，非为委体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敌势均，终相吞咀。扬州根本所系，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谧，事出权道，岂是始终大计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复以他授，便应受制于人。一失权柄，无由可得。而公功高勋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异端互起，将来之危难，可不熟念。今朝议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辞又难。唯应云‘神州治本，宰辅崇要，兴丧所阶，宜加详择。此事既大，非可悬论，便暂入朝，共尽同异。’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余人，明矣！”高祖从其言，由是入辅。

　　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刘毅等疾穆之见亲，每从容言其权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闻见，莫不大小必白，虽复闾里言谑，途陌细事，皆一二以闻。高祖每得民间委密消息以示聪明，皆由穆之也。又爱好宾游，坐客恒满，布耳目以为视听，故朝野同异，穆之莫不必知。虽复亲昵短长，皆陈奏无隐。人或讥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将来会自闻达。我蒙公恩，义无隐讳，此张辽所以告关羽欲叛也。”高祖举止施为，穆之皆下节度。高祖书素拙，穆之曰：“此虽小事，然宣彼四远，愿公小复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禀分有在。穆之乃曰：“便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高祖从之，一纸不过六七字便满。凡所荐达，不进不止，常云：“我虽不及荀令君之举善，然不举不善。”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也。转中军太尉司马。八年，加丹阳尹。

　　高祖西讨刘毅，以诸葛长民监留府，总摄后事。高祖疑长民难独任，留穆之以辅之。加建威将军，置佐吏，配给实力。长民果有异谋，而犹豫不能发，乃屏人谓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与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溯流远伐，而以老母稚子委节下，若一毫不尽，岂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还，长民伏诛。十年，进穆之前将军，给前军府年布万匹，钱三百万。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马休之，中军将军道怜知留任，而事无大小，一决穆之。迁尚书右仆射，领选，将军、尹如故。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转穆之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军、尹、领选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东城。

　　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拥滞。宾客辐辏，求诉百端，内外咨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笺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又数客昵宾，言谈赏笑，引日亘时，未尝倦苦。裁有闲暇，自手写书，寻览篇章，校定坟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辄为十人馔。穆之既好宾客，未尝独餐，每至食时，客止十人以还者，帐下依常下食，以此为常。尝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贫贱，瞻生多阙。自叨忝以来，虽每存约损，而朝夕所须，微为过丰。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负公。”十三年，疾笃，诏遣正直黄门郎问疾。十一月卒，时年五十八。

　　高祖在长安，闻问惊恸，哀惋者数日。本欲顿驾关中，经略赵、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任，而朝廷大事常决穆之者，并悉北谘。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以三千配羡之建威府，余悉配世子中军府。追赠穆之散骑常侍、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高祖又表天子曰：“臣闻崇贤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简劳，义深追远。故司勋秉策，在勤必书，德之休明，没而弥著。故尚书左仆射、前将军臣穆之，爰自布衣，协佐义始，内端谋猷，外勤庶政，密勿军国，心力俱尽。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赞百揆。顷戎军远役，居中作捍，抚寄之勋，实洽朝野。方宣赞盛猷，缉隆圣世，志绩示究，远迩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荣哀兼备，宠灵已厚。臣伏思寻，自义熙草创，艰患未弭，外虞既殷，内难弥结，时屯世故，靡岁暂宁。岂臣以寡乏，负荷国重，实赖穆之匡翼之益。岂唯谠言嘉谋，益于民听；若乃忠规远画，潜虑密谟，造膝诡辞，莫见其际。功隐于视听，事隔于皇朝者，不可称记。所以陈力一纪，克遂有成，出征入辅，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宁济其事者矣。履谦居寡，守之弥固，每议及封赏，辄深自抑绝。所以勋高当年，而未沾茅社，抚事永伤，胡宁可昧。谓宜加赠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赉所及，永秩于善人，忠正之烈，不泯于身后。臣契阔屯泰，旋观始终，金兰之分，义深情密。是以献其乃怀，布之朝听。”于是重赠侍中、司徒，封南昌县侯，食邑千五百户。

　　高祖受禅，思佐命元勋，诏曰：“故侍中、司徒南昌侯刘穆之，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今理运惟新，蕃屏并肇，感事怀人，实深忄妻悼。可进南康郡公，邑三千户。故左将军、青州刺史王镇恶，荆、郢之捷，克翦放命，北伐之勋，参迹方叔。念勤惟绩，无忘厥心。可进龙阳县侯，增邑千五百户。”谥穆之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庙庭；二十五年四月，车驾行幸江宁，经穆之墓，诏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德佐命，翼亮景业，谋猷经远，元勋克茂，功铭鼎彝，义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风后代者矣。近因游践，瞻其茔域，九原之想，情深悼叹。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怀。”

　　穆之三子，长子虑之嗣，仕至员外散骑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县为封国者，内史、相并于国主称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为下官致敬。河东王歆之尝为南康相，素轻邕。后歆之与邕俱豫元会，并坐。邕性嗜酒，谓歆之曰：“卿昔尝见臣，今不能见劝一杯酒乎？”歆之因斅孙晧歌答之曰：“昔为汝作臣，今与汝比肩。既不劝汝酒，亦不愿汝年。”邕所至嗜食疮痂，以为味似鳆鱼。尝诣孟灵休，灵休先患灸疮，疮痂落床上，因取食之。灵休大惊。答曰：“性之所嗜。”灵休疮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饴邕。邕既去，灵休与何勖书曰：“刘邕向顾见啖，遂举体流血。”南康国吏二百许人，不问有罪无罪，递互与鞭，鞭疮痂常以给膳。卒，子肜嗣。大明四年，坐刀砍妻，夺爵土，以弟彪绍封。齐受禅，降为南康县侯，食邑千户。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迁相国中兵参军，太子中舍人，黄门侍郎，宁朔将军、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赃货狼藉，扬州刺史王弘遣从事检校。从事呼摄吏民，欲加辨覆。式之召从事谓曰：“治所还白使君，刘式之于国家粗有微分，偷数百万钱何有，况不偷邪！吏民及文书章之互在。”从事还具白弘，弘曰：“刘式之辩如此奔！”亦由此得停。还为太子右率，左卫将军，吴郡太守。卒，追赠征虏将军。从征关、洛有功，封德阳县五等侯，谥曰恭侯。长子敳，世祖初，黄门侍郎。敳弟衍，大明末，以为黄门郎，出为豫章内史。晋安王子勋称伪号，以为中护军。事败伏诛。

　　衍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气，为太祖所知。始与王浚为南徐州，以瑀补别驾从事史，为浚所遇。瑀性陵物护前，不欲人居己上。时浚征北府行参军吴郡顾迈轻薄而有才能，浚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与参之。瑀乃折节事迈，深布情款，家内妇女间事，言语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写备说。迈以瑀与之款尽，深相感信。浚所言密事，悉以语瑀。瑀与迈共进射堂下，瑀忽顾左右索单衣帻，迈问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与言无所隐，而卿于外宣泄，致使人无不知。我是公吏，何得不启。”因而白之。浚大怒，启太祖徙迈广州。迈在广州，值萧简为乱，为之尽力，与简俱死。

　　瑀迁从事中郎，领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为宁远将军、益州刺史。元凶弑立，以为青州刺史。瑀闻问，即起义遣军，并送资实于荆州。世祖即位，召为御史中丞。还至江陵，值南郡王义宣为逆，瑀陈其不可，言甚切至。义宣以为丞相左司马，俱至梁山。瑀犹乘其蜀中船舫，又有义宣故部曲潜于梁山洲外下投官军。除司徒左长史。明年，迁御史中丞。瑀使气尚人，为宪司甚得志。弹王僧达云：“廕籍高华，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笔端。寻转右卫将军。瑀愿为侍中，不得，谓所亲曰：“人仕宦不出当入，不入当出，安能长居户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许之。孝建三年，除辅国将军、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与颜竣书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幙下，作谢宣明面见向，使斋帅以长刀引吾下席。于吾何有，政恐匈奴轻汉耳。”其年，坐夺人妻为妾，免官。大明元年，起为东阳太守。明年，迁吴兴太守。侍中何偃尝案云：“参伍时望。”瑀大怒曰：“我于时望何参伍之有！”遂与偃绝。及为吏部尚书，意弥愤愤。族叔秀之为丹阳尹，瑀又与亲故书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刘安众处，朝廷不为多士。”其年，疽发背，何偃亦发背痈。瑀疾已笃，闻偃亡，欢跃叫呼，于是亦卒。谥曰刚子。子卷，南徐州别驾。卷弟藏，尚书左丞。

　　穆之少子贞之，中书黄门侍郎，太子右卫率。宁朔将军、江夏内史。卒官。子裒，始兴相，以赃货系东冶内。穆之女适济阳蔡祐，年老贫穷。世祖以祐子平南参军孙为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临沂人也。曾祖导，晋丞相。祖洽，中领军。父珣，司徒。弘少好学，以清恬知名，与尚书仆射谢混善。弱冠，为会稽王司马道子骠骑参军主簿。时农务顿息，末役繁兴，弘以为宜建屯田，陈之曰：“近面所咨立屯田事，已具简圣怀。南亩事兴，时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岁功。而府资役单刻，控引无所，虽复厉以重劝，肃以严威，适足令囹圄充积，而无救于事实也。伏见南局诸冶，募吏数百，虽资以廪赡，收入甚微。愚谓若回以配农，必功利百倍矣。然军器所须，不可都废，今欲留铜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课，一准扬州；州之求取，亦当无乏，余者罢之，以充东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军募吏，依冶募比例，并听取山湖人，此皆无损于私，有益于公者也。其中亦应畴量，分判番假，及给廪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亲局所统，必当练悉，且近东曹板水曹参军纳之领此任，其人颇有干能，自足了其事耳。顷年以来，斯务弛废，田芜廪虚，实亦由此。弘过蒙饰擢，志输短效，岂可相与寝默，有怀弗闻邪！至于当否，尊自当裁以远鉴。若所启谬允者，伏愿便以时施行，庶岁有务农之勤，仓有盈廪之实，礼节之兴，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为黄门侍郎，珣以其年少固辞。

　　珣颇好积聚，财物布在民间。珣薨，弘悉燔烧券书，一不收责；余旧业悉以委付诸弟。未免丧，后将军司马元显以为咨议参军，加宁远将军，知记室事，固辞不就。道子复以为谘议参军，加建威将军，领中兵，又固辞。时内外多难，在丧者皆不终其哀，唯弘固执得免。桓玄克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恐，莫敢瞻送。弘时尚在丧，独于道侧拜，攀车涕泣，论者称焉。

　　高祖为镇军，召补咨议参军。以功封华容县五等侯，迁琅邪王大司马从事中郎。出为宁远将军、琅邪内史，尚书吏部郎中，豫章相。卢循寇南康诸郡，弘奔寻阳。高祖复命为中军咨议参军，迁大司马右长史，转吴国内史。义熙十一年，征为太尉长史，转左长史。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反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而高祖还彭城，弘领彭城太守。

　　宋国初建，迁尚书仆射领选，太守如故。奏弹谢灵运曰：“臣闻闲厥有家，垂训《大易》，作威专戮，致诫《周书》，斯典或违，刑兹无赦。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力人桂兴淫其嬖妾，杀兴江涘，弃尸洪流。事发京畿，播闻遐迩。宜加重劾，肃正朝风。案世子左卫率康乐县公谢灵运过蒙恩奖，频叨荣授，闻礼知禁，为日已久。而不能防闲阃闱，致兹纷秽，罔顾宪轨，忿杀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将替。请以事见免灵运所居官，上台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显居要任，邦之司直，风声噂?沓，曾不弹举。若知而弗纠，则情法斯挠；如其不知，则尸昧已甚。岂可复预班清阶，式是国宪。请免所居官，以侯还散辈中。内台旧体，不得用风声举弹，此事彰赫，曝之朝野，执宪蔑闻，群司循旧，国典既颓，所亏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复谨守常科，则终莫之纠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违旧之愆，伏须准裁。”高祖令曰：“灵运免官而已，余如奏。端右肃正风轨，诚副所期，岂拘常仪，自今为永制。”

　　十四年，迁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二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至州，省赋简役，百姓安之。永初元年，加散骑常侍。以佐命功，封华容县公，食邑二千户。三年，入朝，进号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高祖因宴集，谓群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并撰辞欲盛称功德。弘率尔对曰：“此所谓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时人称其简举。

　　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谋废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进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户。上表固辞曰：“臣闻赵武称随会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臣千载幸会，谬荷荣遇，虽以智能虚薄，政绩蔑闻，而言无隐情，窃所庶几。向令天启其心，预定大策，而名编司勋，功不见纪，固将请不赏之罪，悬龙蛇之书，岂当稽违成命，苟修小节。但无功勤，暴之四海，进阙君子劳心之谋，退微小人劳力之效，而圣朝僭赏于上，愚臣苟忝于下，则为厚诬当时，永贻口实。窃财之诮，比此为轻，惟尘盛猷，亏玷为大。微躬所惜，一朝亦尽，非唯仰尘国纪，实亦俯畏友朋。忧心弥疹，胡颜靡托。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见许。加使持节、侍中，改监为都督，进号车骑大将军，开府、刺史如故。

　　徐羡之等以废弑之罪将见诛，弘既非首谋，弟昙首又为上所亲委，事将发，密使报弘。羡之等诛，征弘为侍中、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给班剑三十人。上西征谢晦，弘与骠骑彭城王义康居守，入住中书下省，引队仗出入。司徒府权置参军。

　　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逊位，曰：“臣闻三才虽殊，其致则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应；政有失德，咎征必显。臣抑又闻之，台辅之职，论道赞契，上佐人主，燮理阴阳。位以德授，则和气淳穆；寇窃非据，则谪见于天。是以陈平有辞，不滥主者之局；邴吉停驾，大惧牛喘之由。斯固有国之所同，天人之远旨。陛下圣哲御世，光隆中兴，宜休征表祥，醴泉毖涌。而顷阴阳隔并，亢旱成灾，秋无严霜，冬无积雪，疾厉之气，弥历四时。此岂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毕凡流，谬逢嘉运，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统理神州，珥貂衣衮，总录朝端，内外要重，顿萃微躬，穷极宠贵，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犹或难称，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识。但受命之始，属值时艰，六戎亲戒，忧及社稷，诚是臣下致节忘身之时，当有何心，尘挠圣听。所以僶俛从事，循墙驰驱，志在宣力，虑不及远。既鲸鲵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诉其本怀，避贤谢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实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荏苒推迁，忽及三载。遂令负乘之衅，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缠氓庶。上缺皇朝缉熙之美，下增官谤覆折之灾。伏念惶赧，五情飞散，虽曰厚颜，何以宁处。不远而复，《大易》攸称，小惩大戒，细人之福。近复之美，非所敢觖，惩戒之幸，窃怀庶几。今履端惟始，朝庆礼毕，辄还私门，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谴，少弭谤讟。伏愿鉴其所守，即而许之。临启愧塞，不自宣尽。”

　　先是，彭城王义康为荆州刺史，镇江陵。平陆令河南成粲与弘书曰：“仆闻轨物设教，必随时制宜；世代盈虚，亦与之消息。夫势之所处，非亲不居。是以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权轴之要，任归二南，斯前代之明谟，当今之显辙。明公位极台鼎，四海具瞻；劬劳夙夜，义同吐握。而总录百揆，兼牧畿甸，功实盛大，莫之与俦。天道福谦，宜存挹损。骠骑彭城王道德昭备，上之懿弟，宗本归源，所应推先，宜出据列蕃，齐光鲁、卫。明公高枕论道，燮理阴阳，则天下和平，灾害不作；福庆与大宋升降，享年与松、乔齐久，名垂万代，岂不美欤！”弘本有退志，挟粲言，由是固自陈请，乃降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六年，弘又上表曰：“臣闻异姓为后，宗周之明义；亲不在外，有国之所先。故鲁长滕君，《春秋》所美，楚出弃疾，前史垂诫。矧乃茂亲明德，道光一时，述职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华之臣，超逾先典，居中赞契，岂所以宪章古式，缉熙治道？骠骑将军臣义康，徽猷渊邈，明德弥劭，敷政江汉，化被荆南，搢绅属情，想乐当务，周旦之寄，不谋同词，分陕虽重，比此为轻。臣实空暗，阶恩逾越，俯积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无一而可。昔孙叔未进，优孟见弓攵；展季在下，臧文贻讥。况道隆地昵，义兼前礼。臣于古人，无能为役，负乘窃位，万物谓何，虽曰厚颜，胡宁以处。斯亡之惧，实疚其心。乞解州录，以允民望。伏愿陛下远存至公，近鉴丹款，俯顺朝野，改授亲贤。岂惟下臣，获免大戾，凡厥众隶，孰不庆幸。若天眷罔已，脱复迟回，请出臣表，逮闻外内，朝议舆诵，或有可择。”诏曰：“省表，远拟隆周经国之体，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复冲旨，良用怃然。公体道渊虚，明识经远，毗翼艰难，勋猷光茂，俾朕获辰居垂拱，司契委成。岂容高逊总录，固辞神州，使成务有亏，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礼国，所望夤亮。骠骑亲贤之寄，地均旦、?#93;，还入内辅，参赞机务，辄敬从所执。”义康由是代弘为司徒，与之分录。

　　弘又表曰：“近冒表闻，披陈愚管，实冀天鉴，体其至诚。而奉被还诏，未蒙酬察，徒尘圣览，仰延优旨，顾影惭惶，罔识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载于今。既违前史量力之诫，又微古人进贤之美，尸位固宠，日积官谤，旋观周行，兴愧已后。况在亲贤，朝野归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补，惟尘大典，亏丧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复垂恩奖，名器弗改，蒙宠如旧，感遇自揆，茫若无涯。臣义康既总录百揆，毗赞盛化，忝厕下风，咨凭有所。内朝细务，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实兼该，臣何人斯，寇窃不已。为尔推迁，覆败将及，就无人事之愆，必有阴阳之患。伏念惟忧，疢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决，涣汗难反，加臣懦劣，少无此志，进不能抗言陈辞，以死自固；退不能重茧置冰，鲜食为瘠。祗畏天威，遂复俯仰。至于摄督所部，料综文案，曹局吏役，所须不多，其余文武，皆为冗长。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请留职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诸资实，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预，义无虚饰，苟自贬损。伏愿圣察，特垂许顺，不令诚诉，其见抑夺。”上又诏曰：“卫军表如此，司徒宜须事力，可顺公雅怀，割二千人配府，资储不烦事送。”

　　弘博练治体，留心庶事，斟酌时宜，每存优允。与八座丞郎疏曰：“同伍犯法，无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诘谪，辄有请诉。若垂恩宥，则法废不可行；依事纠责，则物以为苦怨。宜更为其制，使得忧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议者咸以为重，宜进主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少宽民命，亦足以有惩也。想各言所怀。”

　　左丞江奥议：“士人犯盗赃不及弃市者，刑竟，自在赃污淫盗之目，清议终身，经赦不原。当之者足以塞愆，闻之者足以鉴诫。若复雷同群小，谪以兵役，愚谓为苦。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舍藏之罪，无以相关。奴客与符伍交接，有所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无奴，则不应坐。”右丞孔默之议：“君子小人，既杂为符伍，不得不以相检为义。士庶虽殊，而理有闻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亲而后同坐。是故犯违之日，理自相关。今罪其养子、典计者，盖义存戮仆。如此，则无奴之室，岂得宴安！但既云复士，宜令输赎。常盗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补兵，虽大存宽惠，以纾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节士大夫，时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补兵也。谓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还用旧律。”

　　尚书王准之议：“昔为山阴令，士人在伍，谓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士人有罪，符伍纠之。此非士庶殊制，实使即刑当罪耳。夫束修之胄，与小人隔绝，防检无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群细，既同符伍，故使纠之。于时行此，非唯一处。左丞议奴客与邻伍相关，可得检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即事而求，有乖实理。有奴客者，类多使役，东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驱驰，动止所须，出门甚寡，典计者在家十无其一。奴客坐伍，滥刑必众，恐非立法当罪本旨。右丞议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补兵。虽欲弘士，惧无以惩邪。乘理则君子，违之则小人。制严于上，犹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众。使畏法革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庶异制，意所不同。”

　　殿中郎谢元议谓：“事必先正其本，然后其末可理。本所以押士大夫于符伍，而所以检小人邪？可使受检于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隔，则士无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于伍，则是受检于小人也。然则小人有罪，士人无事，仆隶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实相交关，贵其闻察，则意有未因。何者？名实殊章，公私异令，奴不押符，是无名也。民乏资财，是私贱也，以私贱无名之人，豫公家有实之任，公私混淆，名实非允。由此而言，谓不宜坐。还从其主，于事为宜。无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检小人，则小人有过，已应获罪，而其奴则义归戮仆，然则无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输赎，于事非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辨章二本，欲使各从其分。至于求之管见，宜附前科，区别士庶，于义为美。盗制，按左丞议，士人既终不为兵革，幸可同宽宥之惠；不必依旧律，于议咸允。”

　　吏部郎何尚之议：“按孔右丞议，士人坐符伍为罪，有奴罪奴，无奴输赎。既许士庶缅隔，则闻察自难，不宜以难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贤，无奴不必不贤。今多僮者傲然于王宪，无仆者怵迫于时网，是为恩之所沾，恒在程、卓；法之所设，必加颜、原，求之鄙怀，窃所未惬。谢殿中谓奴不随主，于名分不明，诚是有理。然奴仆实与闾里相关，今都不问，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议。”

　　弘议曰：“寻律令既不分别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谪者，无处无之，多为时恩所宥，故不尽亲谪耳。吴及义兴适有许、陆之徒，以同符合给，二千石论启丹书。己未间，会稽士人云十数年前，亦有四族坐此被责，以时恩获停。而王尚书云人旧无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莅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圣明御世，士人诚不忧至苦，然要须临事论通，上干天听为纷扰，不如近为定科，使轻重有节也。又寻甲符制，蠲士人不传符耳，令史复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领，有违纠列，了无等衰，非许士人闾里之外也。诸议云士庶缅绝，不相参知，则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许不知，何许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简独，永绝尘秕者，比门接栋，小以为意，终自闻知，不必须日夕来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衰陵士人，实与里巷关接，相知情状，乃当于冠带小民。今谓之士人，便无小人之坐；署为小民，辄受士人之罚。于情于法，不其颇欤？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为轻，则小人令使征预其罚，便事至相纠，闾伍之防，亦为不同。谓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谪耳，罪其奴客，庸何伤邪？无奴客，可令输赎，又或无奴僮为众所明者，官长二千石便当亲临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偷五匹、常偷四十匹，谓应见优量者，实以小吏无知，临财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于心，常有可愍，故欲小进匹数，宽其性命耳。至于官长以上，荷蒙禄荣，付以局任，当正己明宪，检下防非，而亲犯科律，乱法冒利，五匹乃已为弘矣。士人无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罚，固其宜耳，并何容复加哀矜。且此辈士人，可杀不可谪，有如诸论，本意自不在此也。近闻之道路，聊欲共论，不呼乃尔难精。既众议纠纷，将不如其已。若呼不应停寝，谓宜集议奏闻，决之圣旨。”太祖诏：“卫军议为允。”

　　弘又上言：“旧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当以十三以上，能自营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见事，犹或未尽。体有强弱，不皆称年。且在家自随，力所能堪，不容过苦。移之公役，动有定科，循吏隐恤，可无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剧，况值苛政，岂可称言。乃有务在丰役，增进年齿，孤远贫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无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窜求免，家人远计，胎孕不育，巧避罗宪，实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无事，役召之宜，应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为半，十七为全。”从之。

　　其后，弘寝疾，弘表屡乞骸骨，上辄优诏不许。九年，进位太保，领中书监，余如故。其年，薨，时年五十四。即赠太保、中书监，给节，加羽葆、鼓吹，增班剑为六十人，侍中、录尚书、刺史如故。谥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庙廷。其年，诏曰：“乃者三逆煽祸，实繁有徒，爰初遵养，暨于明罚，外虞内虑，实维艰难。故太保华容县公弘、故卫将军华、故左光禄大夫昙首，抱义怀忠，乃情同至，筹谋庙堂，竭尽智力，经营夷险，简自朕心。国耻既雪，允膺茅土，而并执谦挹，志不命逾，故用伫朝典，将有后命。盛业不究，相系殒落，永怀伤叹，痛恨无已。弘可增封千户，华、昙首封开国县侯，食邑各千户。护军将军建昌公彦之，深诚密谟，比踪齐望，其复先食邑，以酬忠勋。”又诏：“闻王太保家便已匮乏，清约之美，同规古人。言念始终，情增凄叹。可赐钱百万，米千斛。”

　　世祖大明五年，车驾游幸，经弘墓。下诏曰：“故侍中、中书监、太保、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华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鉴识明远。故散骑常侍、左光禄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昙首，夙尚恬素，理心贞正。并绸缪先眷，契阔屯夷，内亮王道，外流徽誉。以国图令勋，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览坟茔，永言想慨，良深于怀。便可遣使致祭墓所。”

　　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虽历任籓辅，不营财利，薨亡之后，家无余业。而轻率少威仪，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辄面加责辱。少时尝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后当权，有人就弘求县，辞诉颇切。此人尝以蒱戏得罪，弘诘之曰：“君得钱会戏，何用禄为！”答曰：“不审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

　　子锡嗣。少以宰相子，起家为员外散骑，历清职，中书郎，太子左卫率，江夏内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义恭当朝，锡箕踞大坐，殆无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齐受禅，降爵为侯，食邑五百户。弘少子僧达，别有传。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禄大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昙首，别有传。

　　弘从父弟练，晋中书令珉子也。元嘉中，历显官，侍中，度支尚书。练子钊，世祖大明中，亦经清职，黄门郎，临海王子顼晋安王子勋征虏、前军长史，左民尚书。太宗初，为司徒左长史。随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时居母忧，加冠军将军。忤犯休仁，出为始兴相。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赐死。

　　史臣曰：晋纲弛紊，其渐有由。孝武守文于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宪章坠矣。重之以国宝启乱，加之以元显嗣虐，而祖宗之遗典，群公之旧章，莫不叶散冰离，扫地尽矣。主威不树，臣道专行，国典人殊，朝纲家异，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由是祸基东妖，难结天下，荡荡然王道不绝者若綖。高祖一朝创义，事属横流，改乱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义，定于马棰之间。威令一施，内外从禁，以建武、永平之风，变太元、隆安之俗，此盖文宣公之为也。为一代宗臣，配飨清庙，岂徒然哉！

《宋书·刘穆之传》翻译

　　刘穆之字道和，是东莞莒人，世代居住京口。起初担任琅琊府主簿，及武帝攻克京城，向何无忌要一个府主簿，无忌向他推荐了刘穆之。武帝说：“我也了解他。”于是就立刻快马征召他。穆之跟从武帝平定建邺，各项重大决定，都是在匆忙之中和穆之在短时间内定立，于是穆之便动不动被武帝询问。穆之也竭尽自己的忠诚，没有什么遗漏与隐瞒的。当时晋朝纲纪宽纵松弛，法令制度不被执行，大族豪门，依仗权势欺凌别人放纵自己，又加上司马元显发布的政令违背常情，桓玄制定的法令繁多。刘穆之根据实际情况仔细考虑．随时调整纠正，不满十天，不良风气改变过来。跟从广固远征抵御卢循，常在元帅帐幕之中出谋划策。刘毅等人嫉恨他，常常随口指责他权势太重，武帝却越来越信任并依赖他。穆之对于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不管大小一定向武帝禀告，即使是民间的笑谈之语，也都详细地告诉武帝。武帝常把从民间得到的秘密消息说出来显示自己的耳聪目明，这都是由穆之所提供的。他又喜欢与客人交游，家中坐客常满，他便在中间安排人作为自己的耳目，所以朝中与民间的种种不同情况，穆之没有不知道的。即使是夫妻与家长里短之事，也都向武帝陈秦没有什么隐瞒。有人因此而讥讽他，他说：“我蒙受皇上恩德，从道义上讲不应有什么隐瞒的，这也是当年张辽告关羽要反叛的原因。”

　　武帝的举动作为，穆之都要加以监督，武帝的书法平常就比较拙笨，穆之说：“这虽然是小事，然而你所写的字将会传向遥远的四方，希望您稍微再注意一些。”武帝不能注意，又因为天生如此，一时改正不了。穆之就说：“您只管放开笔写大字，一个字写满一尺也没什么不妥。写大了以后有足够的包容，并且那气势也壮美。”武帝听从了他的话，一张纸写不到六七个字便满了。武帝西对刘毅，让诸葛长人留守府中，怀疑他难以独当大事，便留下穆之辅助他。授子穆之建威将军之职，并为他安排辅佐的官吏，给他一定的权力。长人果然有谋反之心，然而犹豫徘徊拿不定主意是否举事，穆之说：“皇上溯流而上，讨伐逆贼，把老母弱子托与你，如果有一点不尽心之处，怎么会容忍。”长人心中才稍稍安定，穆之也充分地做好了准备，长人对他的亲信说：“贫贱之时常想富贵，富贵了就一定会踏上危险的地步。今天就是想再当平民，也是不可能的了。”武帝回来，长人伏法，穆之被进封为前将军。

　　穆之在内总揽朝政，对外能为军队提供帮助，能迅捷地做出决断，并无耽搁延误。四方的宾客聚拢而来，向他提出多样的申诉要求，来自于朝内外询问禀报的人，站满了台阶房屋。他能眼中看着文书，手中写着书笺，耳中听着话语，口中说着应酬之话，不会相互干扰，都能很好地处理好。一有空闲时间就亲手写文章，博览群书，校时审订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