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味道的楼兰残纸(5)
书法家
七、楼兰残纸中的练字纸
楼兰文书中的练字残纸不少,绝大多数为纸质,时间大多为十六国时期,我们将这些练字纸做简要书体统计,统计显示其书体集中于今草、行、楷,隶书、章草极少,草、行、楷三体比例大体持平。练字纸说明当时人们练书习字之风非常盛行,而且大家主要在苦练新体楷、行、今草,亦可佐证新体流行程度。
孔纸31.2正背均为习书字迹,至少出于两人手笔。该纸背面以楷、行书为主,另有几个草字。其楷字属今楷法,行笔坚定粗犷,几个“顿”的“页”之横折部颇另类,像“丁”形,似两笔写成,而非规范的折部写法;点线没有过多藏、调锋类动作,显得直截了当。该残纸正面则出于另一位书者,“首、白、汹、无、十”等楷字顿挫分明,点画起止颇显规矩,很有锺繇、二王楷书的技巧与风致;纸右中部的“十月九日白”等大字笔画粗重,竖笔折逆锋起笔,讫笔回隐锋,行锋有迹而毫芒不显,横画起止无痕,润泽含蓄,可谓典型完美的横、竖笔;这几个大字看上去和左部的“首、白、汹”等字虽不相似,其实应是一人书写,这从“白”字写法可以看得出,特别是“白”首画“丿”的写法——同一书者训练一种书体(如楷书),且同样工谨书写,也会有不同面貌。古人操毛笔书写,日夜为之,一生为之,甚至“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他们笔下的墨迹世界远比我们以为的要丰富,一个民间普通书手或基层胥吏,能够写出不同风格的书迹,这很自然。这种情况既给今人探究古代墨迹以丰富的实物资料,也因其书迹复杂性常令人困惑,今天的研究者须以多样性的、流变的、发展的、辩证的观念看待字体尚处于变动期的古人书迹,像孔纸31.2这样,背面朴拙的字迹和正面新妍的笔法并不代表它们有时间先后之别(它们基本是同时期字迹),该纸正面妍俏、粗厚两组楷字其实出于同一人之手。
同近期字体“新旧”间的差异也在习字纸上反映出来,这些纸书大多为十六国前期之物,时间间隔并不大,这种“新旧”之别实属个人书写技巧与习惯上的。孔纸33.2背面中下部的大字,粗长捺笔如扫帚般不成型,竖笔一拓直下含隶意,“及”的“丿”头尖尾粗——书写水平低劣、旧有写法的惯性影响、新体技术的不成熟不到位等,造成这种情况。
从当时识字习书的重要范本《急就篇》的练习残纸,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新、旧体仍存在不同的认知和接受程度。楼兰《急就篇》残纸由马纸171、172、173等残片组成,正背面皆为《急就篇》起首部分。正面似为范本模样,用了两种字体:先是四行含隶意的楷书,再用章草重写之,似乎在以正、草两体做示范。背面为习书者笔迹,基本依正面楷字模样照写,写得朴拙稚气,且字体较大。《急就篇》作为汉代传续而来的字书,其古体(隶、章草)特色一直比较浓郁,即便到了新体流行的魏晋时期,人们习写《急就篇》时仍以隶意为之。楼兰《急就篇》残纸正背两面的正体字,是以时书(今楷)抄写本应是隶书体的内容,或是对隶体母本的楷书化理解、发挥,于是才有了这种兼楷兼隶的字迹。该残纸正面草字为含波磔的较规范的章草,应是基本依照旧母本(有可能出自汉末或更早)之法所书,或表明魏晋时代古体草书在人们心中仍占相当分量。
关于习字所依据的新体范本,有研究者认为必是由内地传入西北边垂的。我们认为,习书范本应是多种多样的,来源也是多渠道,包括内地传入和当地楷模。其主要的背景是,新体楷、行、今草的发展成熟,自中原至边远地带,汉末三国西晋间,大体依同步进变态势;同时期同地域内,有着新、旧写法的差异,这在海内各地都存在着;诚然,比较而言,中原地区的新体发展应有一定的引领作用;从书写主体看,士人名家的楷范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河西地区东汉即是书法、特别是草书发达地区,之后,早期楷、行、今草在这一地区的发展也不会落后于其他地区,例如,“兰州伏龙坪东汉纸书”(早期楷书),其新体含量不亚于同近期的东牌楼简牍。在书家之名人效应尚未步入热潮期的西晋以前,中原书家的影响虽然存在,但不是唯一的示范标杆。所以西北地区人们学书取法,既有内地楷模(名家书迹以及官府公文、书信等),也应有当地的书写楷则。(本文刊于《中国书法》2013年第6期,此处为节选)
2016-03-16 12:5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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