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权百科介绍

1.唐代淮安王之后

　　李权，唐淮安王李神通曾孙，李孟单之子。工八分。乾元二年（759）张惟一所撰唐祈雨纪，为其所书。有《述书赋注、金石文字记》。

2.宋代钱塘画家

　　李权，南宋钱塘（今杭州）人。咸淳（1265—1274）画院只候。工山水、人物，师梁楷。《画史会要、图绘宝鉴》。

3.民国文史学者

　　清同治七年（1868）七月初一日子时，钟祥郢中文昌门内沿城街一个书香门第又喜添新丁，这就是民国文史学者李权，其父李世焴，字耀卿，时年24岁，其母何氏27岁。李权取派名李德桂，字直生，应试名李培元，凡拔县案、列府庠、食廪饩皆用此名。嗣后取《易大传》“巽以行权”之义，更名李权，字巽孚，晚号博父，郢客则为其别号。他是一个文史前辈，也是一个创造世界影响的阶梯。李权家族在钟祥是个大家族，先祖李应科是清初从江西迁移到湖北钟祥清平里的移民客户，因为乐善好施，乡里称为长者。应科四子李峦、李仙、李密、李嵩中尤以李峦诗画名扬海内，世称秋池老人。浙江巡抚朱轼曾将李峦所绘《溪山高逸图》贡奉内廷，嘉庆皇帝御览后极为赏识。子孙好学上进，有清一代补学官弟子员者就有50多人，成为钟祥有名的豪门望族。李权为李仙之后，到高祖李如珂时弃儒就商，财雄一乡。曾祖李崇盛生四子，次子李澐，字云村，是为李权祖父，曾在江西为官。李权父亲李世焴在李澐三子中居中。李权两岁时，父亲李世焴到江西探望祖父李澐，途中因暑热发疾，归家后又遇长子李德增夭亡，在悲病交加中撒手西去，留下次子李权和三儿子李德滋与寡母相依为命，那种艰难困苦是可想而知的。成名后的李权之子李济（又名李顺井）曾如此介绍父亲：“我的父亲原是一个苦读成名的孤儿。祖父逝世时，他年方一岁半，另有一位半岁的叔父伴着他。祖母靠着家中的几亩薄田，把他们兄弟两位抚育成人。父亲小时候读书的成绩很好，因此得到若干近亲的帮助，上进得很快。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开始教家馆，藉以贴补家用。等到入学后，又很快地，他就成为本县教“大馆”的先生了，替成年的童生看文章（《李济文集》卷５）。清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6岁的李权与从兄李德鋆受学于伯舅何顺卿，何见其少孤多疾不忍重督，但李权学习很自觉。当年底其祖父李澐由江西回到钟祥，祖孙见面的前景令人感动，“抚视孤孙、回顾孀媳，哽咽久之”（《郢客年谱》）。次年又改受学于其祖父，在祖父的精心教导下，李权学习进步很快，一年就念完了四子书、诵诗歌百余首，外加学到了作对联的方法。涂、李两家屡世联姻，李权5岁时，外舅涂士良就议过这桩婚姻，这年7岁的李权完成与涂氏的正式订婚。清光绪二年（1876）五月，李澐在双眼井购得新宅，李权就在新家里享受着祖父的继续教育。可是好景不长，这年十月祖父李澐不幸病逝。一年后李权又重游伯舅何顺卿之门，随后几年李权家中虽然连遭变故，并因此“辍业日多”，但在伯舅的循循善诱下还是获得了丰富的知识。清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12岁的李权应府县书院课试崭露头角，获得兰台书院膏火（奖学金）300文，此后连续几年获得书院课试膏火数百文至3串不等。清光绪十年（1884）十月初八日，16岁的李权靠应课试积累膏火之资达11串多，因为母亲何氏生病咳嗽日见加重，在需人持家的情况下，遂与涂氏完娶成礼。成家后的李权既要读书求其功名，又要担当养家糊口的重任。好在他的学习不断取得进步，应县科试已经列入百人以内，每年得膏奖都在10串以上。光绪十三年（1887），19岁的李权开始在家里设馆课徒，受学者达14人，年得学俸二十余串，书院膏奖也有10多串到50串不等。不久受唐大章私熟之聘继续从教。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李权参加郡试得第二，六月学使按临又以第一的成绩拨入安陆府学。后赴谷城课卷、赴荆门设馆等，终因思母而辞馆归。光绪二十二年（1896）四月二十一日午时，第三子李济出生，此时28岁的李权已经是儿女双全了。长女生七日而殇，次女取名“毓华”，长子也是生后旋殇，次子生后因伯父六旬命名“六寿”，三子初取名“李顺井”，抑或与家门前的那口双眼井有某种联系。母亲去世后，李权继续在家里设馆课徒，诸生多系成童，因此所授课程乃定一六日讲四书左传、二七日讲史鉴、三八日课诗文、四九日改课、五十日讲诗赋及杂体文字。小日子还算过得去，只是次子“六寿”的命名不知竟成谶语，其生命真的终结在六岁之时。这事给了李权以很大的打击，曾有诗哭之：“口中喃喃但言解，解恩解怨两不知。毕竟病源寻何处，定论总难得医师”。李权一边招徒授学，一边进取科考。光绪二十五年（1899）五月，学使按临，李权改庠名李培元为李权，经古考试后发榜李权冠首，正场考试仍然稳居首位，一时阖郡求学者接踵而至。因来求学的人太多，家中已经无法容纳，改借玄妙观设馆，学生满60人后，继来者以室溢却之，其学生游庠者达16人之多，身残志坚的程洛在壬寅岁试中荣获案首。当时把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清代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所谓优贡就是由地方教官保举品学兼优生员，呈送学政会同巡抚考试。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二十日，李权以优贡的资格参加了全省会考，连试三场，取得正取四名列第二的好成绩，受到湖北巡抚端方的接见。清廷废除科举制，但为了选拔人才，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举贡会考。参考人员由督抚按“举四贡一”例甄别选送，湖北额定60人，计贡班选取12人。钟祥有两人获选，其中李权列贡班第一，韩国斌列贡班第九。李权拖着辫子到北京参加会考，寓居在北京的郢中会馆，国子监应试揭晓，李权以朝考一等为鄂籍首冠，被分配在学部供职，成为一个七品小京官。从此李权有了一身官服，头戴素金顶，身穿补服--在前胸和后背正中缀饰一块绣有鸟的丝筛，那是一种类似鸳鸯的水鸟。年届不惑的李权利用春节的机会，请假回乡把夫人涂氏、儿子李顺井、小女李葆华及堂侄李湘从湖北接到北京。李权的这次升迁，改变了全家的命运。关于离开故乡后的情况，李权孙子李光谟回忆说：“奶奶生了十二个孩子，养大成人就只有父亲兄妹三人。父亲上面有一个姐姐，比父亲大九岁；下面有个妹妹，比父亲小九岁。离开钟祥时，父亲十一岁，小姑两岁。大姑是个旧式妇女，很年轻就嫁到湖北孝感一带，生了好多孩子。大姑妈那一代的婚姻多是亲友介绍的，出嫁后与家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往来了”。李权初任京职先是庶务科又改总务司，属于行走人员，因而在北京的任职比较灵活，主要是两个部分：一是午前在外兼职，一是午后在部办事。在外兼职主要曾先后担任八旗第八高等小学堂堂长、第四高等小学堂堂长、高等甲乙班国文教员等，按劳取酬，月薪白银四十两以上。在部办事主要是负责核办学奖案。部章规定五年为异常，三年为寻常。有一个省的学务处官未达五年，要求奖异常，李权核其年月改为寻常。严侍郎以办学伊始重在鼓励为由帮忙说情，李权以部章不可违婉拒。此项月薪初只白银二十两，期满奏升额外主事加薪十两。不久改朝换代进入民国，学部改教育部，前部员留者24人，“小京官”李权舍旧谋新改在内务部警政司第二科专办水警事宜，月薪140银元。当然他还兼职北京学务局创办的女子第一中学校长，教授修身、国文等课程，又兼国立法校、中央政法学校 * 课程，与以前一样各用半天。水警与前清水师相表里，李权主要掌握着海军的组织发展情况，对于警学警法诸案时时起稿，颇觉得意。后又改文书科科长、民治司第三科科长、国会筹备事务局主任等。他对传统道德很能坚守，民国九年（1920）二月，李权选为福建察勘烟苗特派员，这被人们视为优差，但他不私取一钱，被同僚戏称“迂生”，他也毫不介意。李权对新生事物还是有些接受的，觉得应该吹进一点清新空气，儿子到清华读书改名李济，他也没表示反对，但他与现在的开明是有些不一样的。一场革命破坏了传统的东西，思想习惯难免有点清朝遗老的味道，因此他反对孙中山，觉得孙中山不该搞辛亥革命，认为他是在犯上作乱。后来儿子获得了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喜出望外的李权尚不知道如何衡量儿子“博士”头衔的价值，但他不久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博父”的号名，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李济后来的一些朋友如傅斯年、赵元任等，都善意地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赵元任搞汉语方言调查，民国二十年（1936）编写《钟祥方言记》一书时，请李权提供了方言材料，还在序中一本正经地表示对“李博父老先生”的感谢之情。李权是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他一生以书为伴，当年携夫人到北京时，仅书籍就装满了30大箱，其他家用物品仅及6箱。他所教授的 * 、国文等课程都是自己编的讲义，后又取往日兰台讲义重新编辑，得到当时学者们的普遍采用，他因此结交了许多文朋诗友。民国十二年（1923）腊月，他请知名学者应山左笏卿为其母墓表作刊，后搨600份赠送海内知交征求诗文，收集400余篇（首）。他还特别关注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民国十五年（1926）春，他编写的《钟祥艺文考》3卷铅印500部出版。民国十七年（1928）二月，李权夫人涂氏病逝，不久张作霖遭皇姑屯之变，北京各机关解散，京曹旧侣联袂南下，60岁的李权结束了在北京的政治生涯，于是就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对乡邦文献的研究上。民国二十二年（1933），因儿子李济所在的中央研究院迁往上海，加上湖北创修省志，李权应聘后离开北京到武昌停留数月，修编清顺、康以来的鄂人文稿120余卷，并在此完成《钟祥金石考》8卷的付印，随后赴上海就养。民国二十三年（1934）夏，家乡钟祥派人到上海请他回籍修志，因为需要大量参考文献，县中不易搜求，李权答应在外担任修辑，不久迁居南京。民国二十六年（1937）由李权担任总编纂的《钟祥县志》在南京印刷，这是一部高质量的地方志书，其中收集、整理、考证、校对无不饱含着李权的心血。万幸的是《钟祥县志》印刷完成后，李权及时托人帮忙转运到家乡钟祥，否则年底日寇陷南京，此书必将毁于战火。由于抗战全面爆发，李权的晚年生活是在流离播迁中度过的。南京沦陷后，李权随儿子赴湖南、转广西、移云南、迁四川，可谓受尽了人间艰辛。“战云密布度稀年，乱世偏将残喘延。荆襄岁时翻旧记，桂林山水入新编。群峰排笏环城郭，万户连甍绕市尘。莫道乡氓忘国事，声声爆竹正喧天”。我们可以从民国二十七年（1938）春节，李权所赋的七律诗中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尤其是他两个心爱的孙女鹤征、凤征命丧流亡途中，给李权无限伤感，并因此让他一度患上眼疾。抗战胜利后的民国三十六年（1947）五月十二日，李权带着还没有康复的病痛由重庆乘船赴南京，准备参加儿孙们为他准备的80岁寿庆。六月三十日，这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还没来得及享受儿孙们的祝福，就走到了他生命的尽头。李权的人生经历，展现了一位封建学人对学问的坚持、对生命的顽强和对社会的奉献精神。李权最大的成功是把他的独子李济培养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重量级”学者。李济，字济之，中国第一个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29岁时受聘清华，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成为清 * 学研究院“五位导师”。第一个独立主持现 * 古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现 * 古学之父”。他领导河南安阳的历次殷墟发掘及其出土器物的搬迁、研究和出版等工作，使传说中的商代成为信史，引出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他担任了17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两度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主持中央博物院（现在的南京博物院前身）的筹建与管理等。郭沫若称李济是“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李济的学生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科学院双院士张光直称李济：“体现了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所能达到的最高学术典范，树立了一个令他的后继者渴望达到而又难以企及的榜样”。台湾文人李敖说李济是台岛“最后一个迷人的重量级学阀”，“31岁起就做学阀，84岁才在武侠小说中死去”。这是李济的几个闪光点，这也是李权对世界作出的最大的贡献。（侯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