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屏百科介绍

人物简介

　　张维屏(1780-1859年)，字子树，号南山，又号松心子，晚号珠海老渔，广东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人。嘉庆九年(1804年)中举人，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因厌倦官场黑暗，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辞官归里，隐居“听松园”，闭户著述。道光十八年(1838年)，被聘为学海堂学长。

　　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闻名乡里。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目睹英国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歌颂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三元里》，赞扬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捐躯报国的《三将军歌》等。这些诗篇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成为鼓舞爱国主义的有力武器，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是研究鸦片战争史的可贵资料。已故的著名文学家阿英(钱杏邨)曾称赞张维屏的这些诗是鸦片战争中“最具有灿烂不朽光辉”的“英雄史诗”（阿英《鸦片战争文学集》）。

生平事迹

　　张维屏(1780～1859年10月13日) 清代官员、诗人。字子树，号南山，因癖爱松，又号松心子，晚年也自署珠海老渔、

张维屏

唱霞渔者，广东番禺人。嘉庆九年(1804)中举，道光二年(1822)成进士。此后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为官清廉，终因不耐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1836)辞官归里。

　　其父曾任四会县学训导，张维屏从小接受家庭教育，少年时即以能诗名，13岁时名列番禺县童子试榜首，知县吴政达赞赏其才华，取《毛诗序》“南山有台，乐得贤也”之意赐名“南山”。张维屏于嘉庆九年(1804)中举后，首次进京赴考，诗坛大家翁方纲阅其诗作，惊呼“诗坛大敌至矣！”再度赴试时，翁方纲为他和黄培芳、谭敬昭等三位岭南诗人之诗集作《粤东三子诗序》，从此“粤东三子”的文名得到显扬。张维屏曾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筑云泉山馆于白云山，人称“七子诗坛。”

　　道光二年(1822)，43岁的张维屏四度会试终成进士，署湖北黄梅知县。他勤政爱民，莅任第二年夏天，江水决堤，他亲自乘小舟勘察水情，散发干粮赈灾，竟被洪水冲走，幸挂树梢而不死。老百姓为之歌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道光四年（1824）调任广济知县，他不愿向百姓征收漕粮，引疾求退未成，调署襄樊同知。过三年，返粤丁父忧，次年迁家回清水濠故里。道光九年（1829），他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居家数年，致力于教育事业。道光十年（1830），张维屏丁忧服阕，同林则徐、黄爵滋、龚自珍等在北京结“宣南诗社”。后又出任了几年的地方官员，但他最终看透官场腐败，产生“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的念头，终在道光十六年（1836）五十七岁时告病辞归广州，赁居河南花地潘氏别业东园。他将所筑小园名为“听松园”，于松涛间悉心著述讲学、游园吟诗。道光十九年（1839）林则徐在广东禁烟时专门拜访，征求禁烟对策。鸦片战争爆发后，张维屏写下反对外敌侵略、赞颂人民抗战的不朽诗篇，其中《三元里》和《三将军歌》最为著名。咸丰九年（1859）九月十八日（10月13日）病逝于清水濠，葬于广州城东北银坑岭，临终留下时人争传之绝笔：

　　烟云过眼总成空，留得心精纸墨中。书未刻完人已逝，八旬回首惜匆匆。

　　偶堕尘寰八十年，飘然归去在罗天。松溪花棣常游处，或者诗魂系画船。

讴歌抗英

　　清道光十九年（1839），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到广东查禁鸦片，一到广州即出城到花地访晤卸任归里的张维屏，又邀请他到衙署共商禁烟大计。张维屏此时的身份是学海堂学长，又受聘主讲东莞宝安书院。出于维持宁静生活的愿望，他劝林则徐“毋开边衅”。然而，不久英国侵略军发动鸦片战争的炮声粉碎了他的和平美梦，张维屏疾书《书愤》诗，表示了“鲰生惟痛愤，洒涕向江流”的激愤心情。他关注这场战争，创作了《三元里》、《三将军歌》等长诗，真实记述了广州人民抗英斗争的史实，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辉煌的史诗。?

　　张维屏是广东番禺（今广州市）人，字子树，又字南山，号松心子。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出生于广州清水濠。18岁时迁居天成路西侧的贤乐里。附近的聚贤坊，是为纪念南园前后五先生而取名的。张维屏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成长，13岁时名列番禺县童子试榜首，知县吴政达赞赏其才华，取《毛诗序》“南山有台，乐得贤也”之意赐名“南山”。从15岁开始，他写有诗收入在以后结集的《松心诗集》。张维屏首次进京赴考，诗坛大家翁方纲阅其诗作，惊呼“诗坛大敌至矣！”再度赴试时，翁方纲为他和黄培芳、谭敬昭等三位岭南诗人之诗集作《粤东三子诗序》，从此“粤东三子”的文名得到显扬。?

　　张维屏活跃于广州诗坛，他与一班诗友在白云山麓筑云泉山馆，据蒲涧廉泉之胜为吟哦雅集之所，时人称之为“七子诗坛”。两广总督阮元曾邀集张维屏等饱学之士到节署共商纂《皇清经解》、修《广东通志》、建学海堂等修文兴教之大事。道光二年（1822），43岁的张维屏四度会试终于中了进士，署湖北黄梅知县。他勤政爱民，莅任第二年夏天，江水决堤，他亲自乘小舟勘察水情，散发干粮赈灾，竟被洪水冲走，幸挂树梢而不死。老百姓为之歌曰：“犯急湍，官救民，神救官。”道光四年（1824）调任广济知县，他不愿向百姓征收漕粮，引疾求退未成，调署襄樊同知。过了三年，返粤丁父忧，次年迁家回清水濠故里。道光九年（1829），他被聘为学海堂学长。居家数年，致力于教育事业。道光十年（1830），张维屏丁忧服阕，又出任了几年的地方官员，但他济世救民的强烈愿望已为“一官无补苍生，不如归去”的念头所代替，终于在道光十六年（1836）告病辞归广州，赁居河南花地潘氏别业东园。他将所筑小园名为“听松园”，于松涛间悉心著述讲学、游园吟诗。形势的发展却容不得他安于教书赋诗。在广州人民英勇抗击英军的斗争中，他以花甲之年的一介书生，虽没直接参加战斗，却以诗写史旗帜鲜明地站立在人民一边。他创作了叙事长诗《三元里》，真实地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场人民群众反帝反侵略武装斗争的过程，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英雄气概和伟大力量，同时对投降媚外的清政府投降派给予深刻的揭露。《三元里》展现了场面感人的壮丽的历史画卷：?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家家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键儿，犁锄在手皆兵器。?

　　……?

　　张维屏在此时所写的另一首著名诗篇《三将军歌》，详细记述了先后在广州、定海、吴淞牺牲的抗英爱国将领陈连升、葛云飞、陈化成，充满激情地歌颂了他们为国捐躯的壮烈业绩，同时遣责了一些人畏敌逃循的可耻行为。

　　战争的结果，以主战派受过而降下帷幕。林则徐被革职乘船离开广州，船过花地，张维屏闻讯在此等候送行，并邀请林则徐到潘氏东园一行。他的心和林则徐是相通的。当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时，张维屏愤而写下“城下寻盟古所羞”，“野鹰且莫夸头角，会见神鹏下碧空”的诗句。在反英军入城斗争中，他与梁廷柟、何玉成等爱国士绅一道组织团练、乡勇。道光二十九年（1849）三月初六，年届古稀的张维屏在听松庐冒雨检阅清水濠壮丁800余人的操练。张维屏的诗写出广州人民团结御侮的心声：?

　　古云众志自成城，但执戈矛便是兵。制胜可能收后效?预防都说有先声。?

　　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燃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炮弹落到张维屏座旁。连一个安身之地都成问题，张维屏只好徙居城西泌冲。次年十二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张维屏的诗记下了侵略者铁蹄下的广州惨景：?

　　十家九户闭柴荆，白昼巡街有鬼兵。八十老人谈异事，广州城里少人行。?

　　咸丰九年（1859），八十岁老人张维屏病逝于清水濠，葬于广州城东北银坑岭，临终留下时人争传之绝笔：?

　　烟云过眼总成空，留得心精纸墨中。书未刻完人已逝，八旬回首惜匆匆。?

　　偶堕尘寰八十年，飘然归去在罗天。松溪花棣常游处，或者诗魂系画船。?

　　张维屏留给后人十分丰富的文学遗产，著述十种，诗作二千余首。其诗名远播海外，高丽、琉球、越南都有人来向他索诗集购书。维屏多才多艺，既通医学，又精书法。据说高丽、小吕宋得其翰墨者视为至宝。今广州罗岗罗峰寺内尚存有张维屏撰写的对联：

　　行云流水见真性，明月清风来故人。

文学成就

　　张维屏在嘉庆、道光年间以诗著称，与黄培芳、谭敬昭号称“粤东三子”。鸦片战争前，他受到诗坛耆宿翁方纲、曾燠

张维屏像

的赏识，又与宣南诗社中成员交往唱酬，诗篇内容大多是山水、闲情、赠答，夹杂一些壮志蹉跎的感慨。只有少数反映现实的篇章。如“体近谣谚”的《县言》组诗等，暴露了吏胥贪婪毒狠的面目；《黄梅大水行》、《催科》等，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鸦片战争期间，是他诗情最激昂的时期，写下了《三将军歌》、《江海》、《书愤》、《孤坐》、《海门》、《雨前》等一系列爱国诗篇，表彰抗战，指斥投降。特别是《三元里》，是这一时期诗坛少见的歌咏人民自发反帝斗争的佳篇。

　　张维屏认为“诗固出于性情”(《陈清端公诗集序》)，写诗当如造物之自然。他的诗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写真情实景，于白描笔墨中又时见含蓄凝炼。故林昌彝说他“警炼异常”（《射鹰楼诗话》卷十三）。他引新事物入诗，如写火轮船、世界地图等，表现了近代诗突破传统题材、展拓诗境的趋向。张维屏古文也有一定成就。恽敬称誉他为“岭外柳仲涂”（《送恽子居还常州》诗注）。他批评当时古文两大病，即“陈言”与“赝古”，提出“不拘成见，不囿偏隅，随感而通，因物以付，如风行水，如水行地”（《复龚定庵舍人书》）。他的文章不拘体格，随意挥洒，如《释涉川片云行草序》就云生发，《十二石山斋记》依石立论，都表现出“意新格创”（许应騤评《情释》语）的特色。

　　张维屏著有《张南山全集》，汇集诗人各种著述刻本。其中《松心诗略》,亦称《松心十录》，共10集，是其门人选全诗十之二三而成，为今传张诗最多之本。道光末年刻文有《松心文钞》10卷、《松心骈体文钞》。尚有《听松庐诗话》、《艺谈录》、《国朝诗人征略》等有关谈诗及文献掌故著作。

著作详介

　　《国朝诗人征略》是张维屏在嘉庆、道光年间所著的大型诗话汇编。全书分《国朝诗人征略》（即《初编》）和《国朝诗人征略二编》两编。《初编》编定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六十卷，收入清代诗人929家。《二编》编定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十四卷，收入清代诗人258家，中重出者数人，增补者又约十余人。本书以诗人为条目，每条下大抵包括五部分内容：

　　一、其人的字号、里贯、生平上要经历及著作；

　　二、辑录自诸家文集、诗话、志乘、说部中有关的轶事及诗评；

　　三、摘录作者自撰的《听松庐文钞》、《听松庐诗话》、《松轩随笔》、《松心目录》中有关的评述；

　　四、其人重要诗作的标题；

　　五、其人诗作佳句摘录。

　　《征略》的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诗人所编撰，保存了不少不见于其他载籍的诗人资料，尤其是广东诗人的资料，甚为详尽，颇具文献价值；第二部分征引诸书，取材宏富，无曼衍之病，是较为完备的诗人资料汇编，其中所引的一些著作，现已希见或失传，故更为可贵；第三部分是全书的精华，大量引录作者的著作，进行又体而微的评介，有不少精到之论，且所引录的四种著作，如《松轩随笔》、《松心目录》并无单行本，赖此书得以流传。第四部分可视为作者所编清诗选的选目，足供后世选家采录；第五部分所引诗颇为精审，佳句后每附评语，可供学诗者取法。《国朝诗人征略》这种体例为张维屏所独创。劝一以说，此书是集“传”、“论”、“选”于体的，不能简单地把它归到“ 资料汇编”的一类

张维屏书法

中。在多达五六百种清代诗话著作中，《征略》无疑是最具特色的，其卷帐之浩繁、内容之丰富，超过了同时代许多诗话著作，至今仍是研究清代诗人的十分宝贵的参考文献。由于它采录面广，便于检索，也可供文学爱灯者翻检阅读。张氏在《自序》中说此书足以“增广闻见，陶冶性灵”，当非虚语。本书编定及出版后，即受到当时学者的关注。龚自珍在道光三年（1823）读到本书，激赏之，为作《张南山国朝诗征序》，认为本书是“诗与史”之结合，以“选诗”为“作史”，“故其门庭也远，其意思也橘，其体裁也赅”。谭献在《复堂日记》中谓欲撰《国朝诗录》，并删正《国朝诗别裁》、《国朝正雅集》、《湖海诗传》等书，叹息“张南山《诗人征略》未在行筐”，无从检索。符茵森《寄心庵诗话》谓“《诗人征略》一书，搜罗宏富，考订详明”，何曰愈《退庵诗话》称是书“尤为有功文献”邱烯萎《五百洞天挥廖》称“《征略》一作，传世及远，独享盛名”，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谓此书“馏抓详备，有功文献”，刘声木《苍楚斋随笔》亦称其“搜罗宏富，辨论详备，眉目清晰，便人检索，体例亦未尝不善”。今人所编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文学大辞典》、黄山书社《中国近代文学大辞典》等对此书均有专条介绍。

　　《国朝诗人征略》两编，也是研究张维屏政治思想及文学理论的重要文献。作者在帕序》中称：“盖以人言，则智愚贤否，等有不齐：以诗言，则凡作诗之人，皆得谓之诗人。诗以人而重，人不以诗而轻也。”又谓本书“意在知人，本非选诗”，故其搜罗至为广泛，大臣名将，硕彦通儒，布衣隐士，僧道女流等皆得以入传，“其中或因题，或因事，或已所欲言，或人所未言，意欲无所不有，不专论诗之工拙也。”可见作者的本意是在于“人”而不在于“诗”。《征略》中所载大量名臣名儒事略，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务。军事方面，如收西北、平叛乱、办乡兵、制造枪炮火药等；经济方面，如治河、开矿、赈灾、钱法等；教育方面，如建书院，兴义学等，皆—一网罗。在其中可体现作者经世之志。虽然如此，张维屏毕竟是位杰出的诗人，手眼俱高，对诗歌的欣赏、鉴别、选择别有会心之处，第三部分中的评论，如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五所说的：“于尚论中寓阐幽意。”其中不少表达了张氏的论诗宗旨，在《征略》两编中，作者多次强调写诗须要有性情，要有真性情：“人有性情，诗于是作。”“诗安有定格哉！但有真才、真学、真性情，其诗自有佳处。”书中选录了王士祯、袁枚等诗人具有“性情”的作品，并加以评述。《征略》对一些重要作家的评论尤有见地。如评王士祯云：“阮亭先生诗，同时誉之者固多，身后毁之者亦不少。推其致毁，盖有两端：一则标举神韵，易流为空调；一则过求典雅，易掩却性灵。然合全集观之，入蜀后诗骨愈苍，诗境愈熟，懦染大笔，积健为雄，直同香象渡河，岂独羚羊挂角。识曲听真，要当分别观之。”张氏激赏渔洋入蜀后诗，可谓独具只眼。钱仲联主编的《清诗纪事》中，大量引录张维屏《征略》两编中的议论，由此也可见此书的重要价值。

　　《征略》两编中所采的名篇佳句，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道、咸以还，选清诗者，当以此书为主要的参考用书，如徐世昌的《晚晴耪诗汇》、吴翌凤的《国朝诗》以及今人的一些选本，都可看到张氏的影响。《征略》中所摘的联语，甚为精到，为人所爱重。诗人陈融谓自己在临池作书时，“每伸纸寻联语，辄检《诗人征略》则得之。”（《读岭南人诗绝句｝））然而，《征略》两编尚有不足的地方，由于篇幅宏巨，资料搜集一时未能完备，全书至付刻时尚未完成，甚至有卷而无目，有目而无内容者。如《初编》卷五十六，缺邵咏、邵诗、袁棠、盂佐舜、俞廷柏、赵继曾、陈鸿寿，卷五十七缺钱林、屠悼、陈传经、胡豹文，卷五十八缺黄玉衡、王衍梅、刘广礼，卷五十九缺朱依真、何彬、何元、顾日新、方绳武、招茂章、汪家檀、张仁，卷六十缺邱士超、汪继熊、蔡廷榕、郑濒若、凌湘衡、甄大民、程谦佑。陈裴之、黄乔松、黄照文。《二编》卷十二。卷十四、卷十六、卷二十二、卷二十四、卷二十八、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四十二、卷六十，皆有卷而无目。全书的编次亦较杂乱，详略失当。如阿桂本非诗人，书中却以洋洋数千言介绍其生平功业，极为不伦。此外，所引诸书，每有删节，难兔割裂之嫌。尽管有上述这些缺点，对全书来说，还是暇不掩瑜的。《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六十卷，有道光十年（1830）“粤东省城超华斋”刊本，即《张南山全集》中的一种。又有“粤东省城西湖街富文斋刊刷”本。《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六十四卷，有道光二十年（1840）“粤东省城超华斋”刻本。张维屏的《国朝诗人征略》陈永正两编尚有不足的地方，由于篇幅宏巨，资料搜集一时未能完备，全书至付刻时尚未完成，甚至有卷而无目，有目而无内容者。如《初编》卷五十六，缺邵咏、邵诗、袁棠、盂佐舜、俞廷柏、赵继曾、陈鸿寿，卷五十七缺钱林、屠悼、陈传经、胡豹文，卷五十八缺黄玉衡、王衍梅、刘广礼，卷五十九缺朱依真、何彬、何元、顾日新、方绳武、招茂章、汪家檀、张仁，卷六十缺邱士超、汪继熊、蔡廷榕、郑濒若、凌湘衡、甄大民、程谦佑。陈裴之、黄乔松、黄照文。《二编》卷十二。卷十四、卷十六、卷二十二、卷二十四、卷二十八、卷三十、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卷四十二、卷六十，皆有卷而无目。全书的编次亦较杂乱，详略失当。如阿桂本非诗人，书中却以洋洋数千言介绍其生平功业，极为不伦。此外，所引诸书，每有删节，难兔割裂之嫌。尽管有上述这些缺点，对全书来说，还是暇不掩瑜的。《国朝诗人征略》初编六十卷，有道光十年（1830）“粤东省城超华斋”刊本，即《张南山全集》中的一种。又有“粤东省城西湖街富文斋刊刷”本。《国朝诗人征略》二编六十四卷，有道光二十年（1840）“粤东省城超华斋”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