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求谏第四（凡十一章）

太宗威容俨肃，百僚进见者，皆失其举措。太宗知其若此，每见人奏事，必
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尝谓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须明镜；
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故君失其国，
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於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
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於人，必须极言规谏。”
贞观元年，太宗谓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
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
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谏议大夫王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是故古者圣主必有争臣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愚
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瞽。”太宗称善，诏令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
谏官随入，预闻政事。有所开说，必虚己纳之。
贞观二年，太宗谓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隋炀帝好
自矜夸，护短拒谏，诚亦实难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为深罪。昔箕子佯
狂自全，孔子亦称其仁。及炀帝被杀，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对曰：“天子有
诤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仲尼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
世基岂得以炀帝无道，不纳谏诤，遂杜口无言？偷安重位，又不能辞职请退，则
与箕子佯狂而去，事理不同。昔晋惠帝贾后将废愍怀太子，司空张华竟不能苦争，
阿意苟免。及赵王伦举兵废后，遣使收华，华曰：‘将废太子日，非是无言，当
不被纳用。’其使曰：‘公为三公，太子无罪被废，言既不从，何不引身而退？’
华无辞以答，遂斩之，夷其三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
彼相？’故‘君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张华既抗直不能成节，逊言不足全身，
王臣之节固已坠矣。虞世基位居宰辅，在得言之地，竟无一言谏诤，诚亦合死。”
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须忠良辅弼，乃得身安国宁。炀帝岂不以下无忠臣，
身不闻过，恶积祸盈，灭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当，臣下又无匡谏，苟在阿顺，
事皆称美，则君为暗主，臣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远。朕今志在君臣上下，
各尽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务尽忠谠，匡救朕恶，终不以直言忤
意，辄相责怒。”
贞观三年，太宗谓司空裴寂曰：“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黏之屋壁，
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亦望公
辈用心不倦，以副朕怀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
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
情极谏。公等亦须受人谏语，岂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护短不纳？若不能受谏，
安能谏人？”
贞观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
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称旨，召而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
宜尽诚规谏，至如龙逄、比干，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朕又闻龙可扰
而驯，然喉下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宗社之倾
败！每思卿等此意，不能暂忘，故设宴为乐。”仍赐绢有差。
太常卿韦挺尝上疏陈得失，太宗赐书曰：“所上意见，极是谠言，辞理可观，
甚以为慰。昔齐境之难，夷吾有射钩之罪，蒲城之役，勃鞮为斩袂之仇。而小白
不以为疑，重耳待之若旧。岂非各吠非主，志在无二。卿之深诚，见於斯矣。若
能克全此节，则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励终始，垂范将来，当使后
之视今，亦犹今之视古，不亦美乎？朕比不闻其过，未睹其阙，赖竭忠恳，数进
嘉言，用沃朕怀，一何可道！”
贞观八年，太宗谓侍臣曰：“朕每閒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
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又比见人来奏事者，
多有怖慑，言语致失次第。寻常奏事，情犹如此，况欲谏诤，必当畏犯逆鳞。
所以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朕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深恐人怀战惧，岂肯更
言！”
贞观十五年，太宗问魏徵曰：“比来朝臣都不论事，何也？”徵对曰：“陛
下虚心采纳，诚宜有言者。然古人云：‘未信而谏，则以为谤己；信而不谏，则
谓之尸禄。’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懦弱之人，怀忠直而不能言；疏远之人，
恐不信而不得言；怀禄之人，虑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与缄默，俯仰过日。”
太宗曰：“诚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谏，辄惧死亡之祸，与夫赴鼎镬、冒白
刃，亦何异哉？故忠贞之臣，非不欲竭诚。竭诚者，乃是极难。所以禹拜昌言，
岂不为此也！朕今开怀抱，纳谏诤。卿等无劳怖惧，遂不极言。”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
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於是乃见。
由是言之，人君须得匡谏之臣，举其愆过。一日万机，一人听断，虽复忧劳，安
能尽善？常念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因举觞赐玄
龄等数人勖之。
贞观十七年，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器，禹雕其俎，当时谏
者十有馀人。食器之间，何须苦谏？”遂良对曰：“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
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
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太宗曰：“卿言是矣，朕所为事，若有不当，
或在其渐，或已将终，皆宜进谏。比见前史，或有人臣谏事，遂答云‘业已为之’，
或道‘业已许之’，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