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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澂行书《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手帖》

作者:吴大澂 书体:行书

吴大澂行书《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手帖》

吴大澂《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手帖》行书 134×31.5cm 1894年 上海图书馆藏

释文:见下

读《吴大澂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手帖有感

作者/ 松门

近日在上海图书馆整理卷轴时,意外地发现一卷吴大澂《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手帖手帖.为横批装裱样式.帖芯长134厘米,高31.5厘米,馆藏号13347:开卷便是吴大澂特有的行书字体,笔者将其书风概括为“三分像曾国藩,七分似黄庭坚”,既得涤生之刚健,又追山谷之豪荡,复有自家的缜密与沉着。此帖笔笔精到,字字沉稳,洵为愙斋晚年巅峰之作。

吴大澂(1835-1902),字清卿,号恒轩,晚年又号愙斋,江苏省吴县人。历任广东巡抚、河南山东河道总督、湖南巡抚等,为官尤以治河而闻名,善书画,尤擅篆籀.喜金石,精鉴藏,一生著述颇丰,有《古籀补》、《古玉图考》、《权衡度量考》、《恒轩吉金录》、《愙斋诗文集》、《愙斋集古录》等。

《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手帖写于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十六日,此时吴大澂激刚步入花甲之年,官居湖南巡抚高位,处于身心与仕途的双高峰,故其文、其书皆平实而老到,同时,也流露出愙斋对社会教化之担当和人才培养之远忧。

此件手帖的内容,主要为整肃书院纪律和规范诸生言行而书,当时岳麓书院诸生的两个日常言行举止触怒了吴大澂,才促成他决心撰书此篇文章,故字里行间散发出整肃、规范与威严之气。

引起吴大澂反感的两个日常言行举止是,其一,身为巡抚大人的吴大澂来书院主持开馆仪式,正值与书院教授互行揖让之礼时,突然有诸生十余人嬉笑、雀跃、蜂拥而过,此种目无师长和藐视官长之举令吴大澂深为诧异,指为“临事不庄”和“瞻视不尊”。 其二是,岳麓书院要扩建斋舍,吴大澂委派官员和乡绅前来主持基建,听闻有住院诸生手执炳袋曳履而前,喋喋辩论,口如悬河,傲慢不恭。此二事令吴大澂深感自惭和自责,自认有失训诫之过,以为“天下有不率教之顽民,断无不率教之士子”,遂撰书此文以示诸生,强调言行举止宜谦卑逊顺,“读圣人之书,当思圣人之容貌若何,圣人之词气若何”,常以“临事有不庄乎?衣冠有不正乎?瞻视有不尊乎?”来自省.并要求诸生戒骄戒躁。

手帖写作之时,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亦是吴大澂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当月恰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数月后吴大澂主动请缨,帅湘军北上参战,光绪二十一年(1895)初兵败.湘军尽覆,旋即革职回湖南留任,二十四年(1898)朝廷复降旨革职水不叙用。晚年吴大澂贫病交加,靠变卖书画、古铜器自给,二十八年(1902)郁郁而卒,因此.《书岳麓书院肄业诸生》的撰写时间点是吴大澂人生轨迹上由全盛走向衰败的起点,故此件作品当属吴大澂书法作品中留存祥和、富贵之气的代表作。

更为珍贵的是,此件书帖前还存有一则民国丁亥(1947)章士钊的题记,章士钊年少时还曾见过风烛残年的吴大澂和《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的刻印本.章氏题记云:

徐子为兄藏《吴清卿中丞甲午年谕岳麓书院诸生手帖》属题,此帖吾幼时获观蓝印本,翌年乙未(1895)山海关兵败,返任摘去顶戴,步行街衢行香求雨,吾亲见之,公清癯见骨,眼奕奕有神,追念诸迹,综为斯咏。

元和使者古旬宣,上马谈兵下礼贤谕帖颁从观射后,庄容看到摘缨年。时移何止伊川变,晨入空招太学前。惭愧曹司清切日,子衿城阀故依然。

章士钊(1881-1973),字行严,号青桐、秋嗣、孤桐,湖南长沙人。清末秀才,1902年人江南陆师学堂,次年便成为学潮的领头人,后到上海投入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爱国学社,任上海《苏报》主笔,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并协同黄兴筹建“华兴会”,成立暗杀团,奔走革命,辛亥以后,先后任《民立报》主笔,又在段祺瑞执政府中任司法总长、教育总长。1933年起来上海作律师,并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冀察政务委员会法制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9年为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延请章士钊来为此件吴大澂手帖题记是个极佳的主意.一来,章氏的清末秀才身份.也就是吴大澂手帖中所谓的“诸生”。二来,章士钊还是湖南人,后麓书院自然是湖南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再次,章士钊还做过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后又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其主管法律与教育的身份,或许会更好地理解吴大澂的此件手帖的良苦用心。

今天的人们再读吴大澂《书岳麓书院肄业诸生》一文,或许会认为吴大澂小题大做,大惊小怪,当日书院秀才的言行,若在今天看来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如今的高等院校此类言行举止早已是司卒见惯而习以为常的吴大澂的此篇文章若是放在过去年代,或许还会成为“反封建”、“反礼教”思想教育的反面教材,吴大澂必定还会被批为“道貌岸然”的“封建礼教”卫道士。想到此处,笔者又联想起手帖之后有一段民国丁亥(1947)汪东题跋:

右愙斋丈抚湘时诰诫岳麓书院诸生手帖一通,语重心长,若接謦欬。然在当时学子不过礼貌小不庄敬耳,令则学风颓敝,庠序之问品流杂厕,几于为恶之渊薮,何教化之可言乎?谁为厉阶,至今为梗。使愙斋丈见之,不知更作何语?

汪东(1889-1963),字旭初,号寄庵、梦秋,江苏吴县人。早年就读于上海震旦大学,旋东渡日本早稻田大学预科毕业,并结识孙巾山,参加同盟会,后任《民报》主编。汪东还是章太炎弟子,学问奄通,工词学,擅书画,其书法和画梅尤得同行称赞。著有《梦秋词》廿卷。

汪东作为同盟会的成员,又为《民报》主笔,一度鼓吹革命,对反帝反封建不遗余力,是摧毁旧秩序的主力军。然而时间推迟到民国丁亥(1947)年,汪东早已不再作如斯想了,尤其是看到五十年前吴大澂所作的手帖后.已深感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教化沦丧,并将彼时之学校称之为“为恶之渊薮”,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对社会发展进程的讽刺和反动。民国时期的章士钊和汪东等有识之士对传统礼教作用的反省,足以令今天的教育学家、社会学者以及人民大众来反思。

此刻,笔者又回想起一事,那就是吴大澂的嗣孙——日后的海派大画家吴湖帆.恰巧亦生于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初二,两周后的七月十六日吴大澂撰书《书示岳麓书院肄业诸生》一文,谈及教育问题,主旨强调礼貌和次序,吴大澂断然不会想到七十余年后的“文革”,会有一批疯狂的“诸生”冲进吴家,将家藏文物书籍席卷一空,1968年8月晚年的吴湖帆中风入院,其昔日一手培养的学生,彼时的革命小将,再次冲进病房,对他进行无情的批斗和迫害,“小将”散去后,吴湖帆自拔导管而愤然离世。

由此看来,吴大澂撰写《书岳麓书院肄业诸生》,井非小题大做,流行数千年的传统道德与价值标准以及一切社会良俗自然有其存在的社会意义,在文化教育领域一旦有所偏失,必然像江河溃堤般的不可收拾,身为治河专家的吴大澂,守得住黄河的溃堤,却守不住清政府的溃败,更守不住传统道德良知的沦丧。

最后,笔者再来介绍一下此件手帖的收藏者徐子为(1906一1958),原名炳恒,号恒庐,出身于震泽世代经商之家,少年时受塾师王鹤清启蒙,先后师从金松岑、章太炎、柳亚子等,曾就读上海史学院,擅长诗文书画,民国间,创办吴汀县私立育英高中和苏嘉湖汽车公司,并开筑平(望)南(浔)公路。徐了为亦是著名鉴赏家,其藏书楼命名曰“只可楼”,其中不乏珍贵古籍和名人书画。1958年,在南京工商联学习时逝世,家人遵照他的遗嘱将全部古籍书画捐献给国家。

近年笔者在上海图书馆碑帖卷轴整理中,意外发现大量徐子为收藏的卷轴书画,其中对联、条幅别具特色,其作者几乎涌盖了民国时期的社会名流、艺坛名家,这此作品留待以后陆续向《书法》杂志的读者撰文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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