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二姐！

　那里有长满浮萍的池塘，水草丛生而又满是小鱼小虾的河沟，清澈见底任孩子们戏水打闹的小溪……在人生的长河里，我童年的记忆总是充满着多姿多彩、无忧无虑。然而，在人生步入半百之际，我才知道，有一段童年的记忆因少不更事和父母不愿提及而出现了沉重的留白，那就是二姐。

　　二姐名叫丽华，人如其名长得漂亮，只因后脑勺长得扁平，扎着两条乌黑的发辫，父母叫她阿扁，兄弟姐妹中惟独她有小名。

　　母亲说，二姐出生在早春二月，天却出奇的冷，以致家里种的芹菜、大蒜都落上白皑皑的雪而冻死了。

　　母亲生我的时候，家里已有了大姐、二姐和大哥，那时母亲因工作缠身，把孩子们都委托给亲朋好友帮助带，这一带就是半年、一年。我出生后没有托付别人，带我的人就是二姐。

　　“六七岁的孩子带着小四岁的你。仔细又认真。”母亲说，“有的时候你踩了她的脚，有时候她踩着你的脚，却从不拌嘴；两人常一同去木工房捡刨花，你的装进我的篮子里，我的装进你的篮子里；外婆从印尼寄来的花裙，她先问你有没有，姐弟俩好得像一个人。”

　　然而，我4岁多那年，还没能记人记事的时候，疼我爱我的二姐却永远地离我而去。一切的过往只能来源于母亲的回忆。

　　那时正近农历年关，二姐对母亲说冷，母亲给了她一颗糖说，阿扁，冷了你就洗洗先去睡吧。听话的二姐自己洗了脚就去睡了。等母亲忙完手中的活已近深夜，才发现二姐的额头烫手，后来嘴里说着胡话，似乎想要将那颗糖给我。

　　然而，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半夜三更又是乡下，送医寻药该有多难，母亲只能用湿毛巾不停地给二姐敷额降温，守了二姐一整夜。

　　第二天，二姐还是发着高烧，母亲慌了神，向广东老乡借了拾元钱，准备把二姐送到县城医院，并在老乡帮助下，先把二姐送到当地伐木场医疗室。

　　周医生是伐木场的女医生，在给二姐摸了脉搏听了心音量了体温后，取出银针在二姐的人中扎了一针，人事不省的二姐毫无反应，周医生难过地说“嫂子，孩子不行了，不用送了。”

　　母亲抱着二姐，给出差在县城开会的父亲打电话，父亲说，你看好阿扁，我马上赶回来。

　　然而，我们那里每天只有一趟班车往返，等到父亲赶到已是傍晚，母亲含泪抱着已离去的二姐整整一天了。

　　二姐就这样走了，在我还没有形成清晰记忆的时候，在爱她疼她的父亲还没来得及赶回的时候永远地走了。在她的床上，还留着母亲给的那颗没能吃上的糖。

　　二姐埋在了我们家通往父亲工作地的山坡上。每次父亲走二十公里的山路回家，都要到二姐的墓地看看，供上几颗她爱吃的糖，嘴里喃喃地说：阿扁，爸来看你了。

　　阿扁又乖又懂事，母亲中风后给我谈的最多的是二姐，那尘封的往事，在母亲絮絮叨叨的话语中深深刻进了我的脑海里。

　　“有一次舅舅来看望我们，买了几个包子，阿扁抿了几小口，就被舅舅给了别人的孩子，阿扁眼里含着泪，可怜地看着我，想哭又不敢哭，想说又不敢说。”舅舅是从印尼回国由中国华侨联谊会介绍考入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我们兄弟姐妹包括二姐都是他给起的名，然而，身材高大穿着皮大衣的他，哪知道能吃上一个包子在我们眼里是多大的奢侈呢？

　　“你对阿扁最好了，四岁多的孩子，虽然什么也不懂，但一到吃饭的时候，总要给阿扁留碗留筷，说这是阿扁的。”

　　二姐，你的墓地，我没去过，也不知具体在何处，但你同物资匮乏、生活条件恶劣的饥饿年代一道，深深地烙进我的记忆中，让我更好地珍惜当下，努力工作、福荫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