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与黑(上)-译本序（4）

    朱利安之所以比一般的"个人"给予人更强烈的印象,显然不是道德力量引起的美感,而在于他是一种信念和力量的化身.特别因为周围充斥着"世纪病"患者的一片呻吟,这个形象就显得格外突出.他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个性,而是斯丹达尔按自己的理想模式塑造的"英雄".但是斯丹达尔太坦率了,他把资产阶级奉行的利己主义原则表现得那么露骨,以致引起当时法国批评界的指责,似乎斯丹达尔本该塑造一个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然而那样一来,朱利安就不是朱利安了.这个人物也就丧失其典型意义,变成一个虚假的幻影.利己主义也是个历史范畴,它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也只会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消亡而消亡.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正是"市民社会"存在的基础,正象马克思所分析的,"利己主义的人是已经解体的社会的消极的.现成的结果,是千真万确的对象,因而也是自然的对象."(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４２—４４３页.)斯丹达尔是个现实主义者,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绝不会牺牲真实去制造一个虚假的幻象.何况斯丹达尔本人就是一个直言不讳的自我中心论者,在他心目中,"利己"是人的本性,谋求个人幸福是人生的最高目的和人类一切行为的唯一动机.为荣誉.地位.财富和爱情而奋斗,是人生在世无可争议的"伟大事业".在他的《自我中心主义者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话:"社会好比一根竹竿,分成若干节.一个人的伟大事业就是爬上比他自己的阶级更高的阶级去,而那个阶级则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爬上去."这句话非常明确地概括了他的人生观和社会观.斯丹达尔是十六世纪以来人本主义学说的继承者,人的价值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基本价值.人的才智能否发挥,人的价值能否受到承认,理所当然是衡量社会正义与否的唯一标准.
    从上述观点出发,斯丹达尔笔下的朱利安必然是一个叱咤风云的正面英雄形象,代表着正义的呼声.尽管这位英雄我们今天看来未必伟大,当年在斯丹达尔心目中却并不渺小.即使这个人物的行为并非无可指摘,他却是作者所赞赏的那种勇于为自己的幸福去冲锋陷阵的人.他敢于蔑视封建等级和门当户对的婚姻,并以个人的价值及两次"不道德"的爱情对传统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
    朱利安是斯丹达尔匠心独运的杰作,这个形象特有的魅力和作者的个人特色是分不开的.
    魅力往往与独特联系在一起.没有特色意味着平庸,而平庸是不可能产生吸引力的.
    斯丹达尔无疑是十九世纪法国最有个性的作家之一.尽管他生活在浪漫主义的极盛时代,还曾以浪漫主义者的名义发表过一个讨伐古典主义的才华横溢的小册子:《拉辛和莎士比亚》,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不曾顺应浪漫派的潮流.他从来不曾染上浪漫派中流行的"世纪病";也从来没有沾染浪漫主义的感情泛滥和语言.形象的夸张.
    斯丹达尔的思维方式和浪漫派作家不同.他属于启蒙思想家那种逻辑推理型.他对形象的感受力不强,对心灵的理解和判断力却非常人所能及.和巴尔扎克一样,他在成为文学家以前,已经或多或少是个哲学家.他从小在信奉启蒙思想的外祖父身边长大,曾悉心钻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学说和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哲学.蒙田.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爱尔维修和孔狄亚克是他最敬佩的思想家.哲学家.(蒙田(１５３３—１５９２),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马基雅弗利(１４６９—１５２７),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孟德斯鸠(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爱尔维修(１７１５—１７７１),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孔狄亚克(１７１５—１７８０),法国启蒙思想家,感觉论者.)他的知识不象巴尔扎克那么庞杂,世界观则远比巴尔扎克的明确而系统.他是真正的启蒙思想信徒,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憎恶一切宗教呓语和似是而非的幻梦,只喜爱准确无误的真象和充满睿智的判断,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比其他作家深刻,政治态度也更加激进.他赞同雅各宾派的革命主张,而且从来不曾怀疑革命给社会带来的进步.他又是同时代作家中唯一真正了解拿破仑时代的人.他十七岁就投身军界,三次随拿破仑远征欧洲,亲身参加过马伦哥战役.耶拿战役,曾经进驻米兰.占领柏林,目睹过莫斯科的熊熊烈火,经历过撤离俄罗斯的大溃退......他对拿破仑的功过并非没有自己的评断,但拿破仑之于他,首先是一个"伟人",人本主义者关于"人"的理想,似乎在拿破仑身上实现了.他始终忠实地追随拿破仑,而且在军中备受重用.拿破仑的失败使他丧失了一切,他倒不象有些并无损失的人那样怨天尤人.王政复辟也没有使他丧失信念.侨居米兰期间,他因与意大利烧炭党人来往而被奥地利政府驱逐出境;返回法国以后,他很快又和复辟王朝的反对派建立了联系.他甚至敢于把自己的《意大利绘画史》题献给囚禁在圣赫勒拿岛的拿破仑.总之,比起其他作家,斯丹达尔更有政治眼光,思想更敏锐,也更富于理性.他不象浪漫派作家那样由于英雄年代的消逝或"理性王国"的破产而苦闷,而是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寄希望于下层青年.在他看来,"只有在那些为实际需要而奋斗的阶级中,才能找到魄力."(斯丹达尔:《亨利.勃吕拉的一生》(１８３５).)七月革命对他说来是意料中事,他似乎早就期待着这场革命的发生.他久已打算写一部书来表现法国下层青年的处境和思想,一八二七年《司法公报》上的那桩案件,给他提供了现成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让他获得了一个表达思想的框架,于是《红与黑》产生了.这部小说,是作者对大革命以来的法国社会,特别是对人的处境及心灵进行历史和哲学的研究的成果,他将两个多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人"的学说与反封建的革命意识融合在一起,熔铸成《红与黑》中朱利安的形象;他将自己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注入朱利安的头脑;将自己强烈的爱憎和敏锐的判断力赋予朱利安的灵魂.总之,他成功地使他笔下这个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高度概括,深刻地反映着法国社会新旧交替时期的观念更新.理解了朱利安,就理解了法国大革命,就理解了拿破仑大军的所向披靡,就理解了历史的不可逆转,就理解了一八三○年七月使波旁王朝覆灭的三天起义.从这个角度看,斯丹达尔的确是一位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家.